马王两码中特 東南網 http://www.kamkaw.tw/ http://www.kamkaw.tw/1010.files/index_09.gif 東南網 zh-cn www.kamkaw.tw 5 Copyright 2009 fjsen.com Thu, 28 Aug 2014 18:01:54 GMT東南網 昭化發現第二座古蜀城遺址 或為軍事戰略中心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47.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47.htmThu, 28 Aug 2014 18:01:54 GMT昭化發現第二座蜀城 三星堆人在廣元建了座城?

三星堆王國覆滅后,它的國民遷徙到了何處?蜀王封弟葭萌于漢中,其城邑何時建于昭化?8月27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昭化古城的考古調查中,首次發現了西周時期的古城遺址、古關口遺址和秦漢時期墓葬群。古蜀文化與周文化如何交流與融合,脈絡漸漸清晰。專家們認為,這次發現的遺址從價值而言,完全可以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或者納入大遺址的保護范圍。

三星堆后的又一座城

【考古發現】

為配合劍門蜀道旅游開發,省考古研究院展開前期考古調查。兩個月的勘探,考古人員在昭化古城的土基壩、擺宴村一帶,共發現了43處遺跡現象。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擺宴村面積達5萬平方米的西周時期古城遺址。

省考古院考古隊副隊長陳衛東介紹,古城共發現3段城墻,其中長125米南城墻保存最好。省考古院院長高大倫表示,“這是四川先秦時期夏商周考古最重要的發現。因為古蜀國的城址,如今除了三星堆,這是惟一一座。”著名考古專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江章華也認為,隨著下一步考古工作的展開,它發現的材料可以豐富巴蜀文明早期的歷史,這些是“三星堆和金沙發現都無法替代。”

【專家猜想】

◎軍事戰略中心?

陳顯丹(省考古院副院長):古城處于周、秦、楚、巴4種文化的交匯點,極可能是一處軍事戰略中心。

◎三星堆人在此建城?

雷雨(省考古院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長):史學界一直有一種說法:三星堆文明滅亡后,有一部分人北遷到了寶雞一帶。那這座在三星堆文明之后出現、且恰好位于寶雞和三星堆之間的城址,會不會就是三星堆人所建?

高大倫:三星堆作為國家是否孤立存在?三星堆城外還有沒有邊疆或要塞?如果這座古城是三星堆王國的邊城,那又如何守衛?在城址之下,還有沒有像金沙、三星堆一樣“一醒驚天下”的文物?

墓地和關口或佐證古蜀道重要節點

【考古發現】

在古城址西南側的土基壩跑馬梁,考古人員發現了一片面積達3.5萬平方米的秦漢時期墓地。從墓葬出土器物判斷,這片墓地的時間跨度大約是戰國至西漢時期。有意思的是,這片墓地與今年上半年昭化大坪子墓地隔河相望,而大坪子墓地的不少墓葬形態,出現了秦文化的特點。這兩處墓地的相繼發現,對全面認識秦滅巴蜀及其秦移民提供了重要資料。這次考古勘探,在上坪還發現了一處平面呈長方形的古關口。

【專家猜想】

◎秦人南遷的古蜀道?

周科華(省考古院副院長):根據史料記載,秦滅巴蜀之后,曾遣一大批秦民遷移至蜀。關口和墓地的發現,為摸清古代蜀道的具體走向提供了依據。以前只大致知道蜀道是從中原至成都的一條道,可能經過昭化附近。但具體通過了昭化一帶的什么地方尚未可知。如果能最終證明關口和蜀道的金牛道修建年代一致,便能了解早期蜀道的走向。而這將對蜀道申遺提供重要砝碼,因為現存的劍門蜀道,大多屬于明清遺存。

◎與蜀王封弟有關?

周科華:從出土陶片判斷,應處于春秋戰國時期。當年蜀王封弟葭萌于漢中,但究竟是哪一代蜀王何時封弟于此,史書并無明確記載。如果未來能夠證明古關口就是古代葭萌關,便為蜀王分封的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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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兒莊大戰將士拿名牌上戰場 犧牲后成墓碑(圖)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53.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53.htmThu, 28 Aug 2014 18:01:50 GMT

  抱著父親李景洲的遺像,李連松和母親感慨萬千。

□記者郭長秀通訊員李亞峰趙新軍實習生吳彥臻文圖

核心提示|在“九·三”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日前夕,記者來到沁陽市山王莊鎮楊莊村,拜訪1938年臺兒莊大戰(包括滕縣戰斗、臨沂附近戰斗、臺兒莊戰斗)英雄李景洲的遺屬,聽他們講述抗戰老兵李景洲當年在臺兒莊大戰中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往事,謹以此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69年。

看完電影《血戰臺兒莊》隱瞞功勛幾十年的他哭了

李景洲的兒子李連松回憶說,1988年盛夏的一個夜晚,村外的打麥場上正在放映描寫國民黨軍隊抗日的電影《血戰臺兒莊》,年過六旬、平日少言寡語的父親看得非常專注,當影片中展現張自忠將軍增援臨沂守軍、與日軍展開殊死肉搏場景時,老人哭了。

李連松說,當年鄉親們只知道他父親曾當過兵,左臂膀負過槍傷,最后回到家鄉成了一個普通的農民。直到《血戰臺兒莊》播映后,鄉親們才知道在臺兒莊戰役中,父親就是所在連隊里僅存活下來的幾個士兵之一。

為活命混口飯,他應征入伍上戰場

李景洲出生在沁陽市山王莊鎮楊莊村一個普通的貧苦農民家庭,7歲喪父、13歲喪母,自小由二叔撫養成人。李連松說,1932年春節剛過,國民革命軍第29軍38師某部連長李作立從駐防地察哈爾省(今河北北部)回到家鄉帶兵,為了活命混口飯,父親和同村的李發田二人應征入伍。到部隊后,他們先后被帶到石家莊和保定,經過5個多月的集訓,編入駐防張家口的29軍38師黃維綱旅長部。

1933年1月1日,日軍進犯山海關,29軍向冀東寶坻等地集結。同年3月,日軍進攻長城喜峰口,李景洲所在黃維綱112旅參戰,取得喜人戰績。1935年1月,日軍進攻熱河龍門所,在當地駐防的李景洲所在部隊與日軍激戰3天,殲敵800余人。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占領了天津東局子飛機場和天津車站等地,此時李景洲隨29軍黃維綱旅駐防天津小站地區,與前來進攻的日軍展開激戰,取得小站戰役的勝利。

1937年8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撤銷第29軍,將其部擴編為第1集團軍,李景洲被編入張自忠59軍38師黃維綱部隊,先后轉戰河北北部、山東北部、河南北部,參加了津浦路北段沿線作戰、平漢路北段沿線作戰。

臺兒莊大戰,李景洲所在部隊五分之四的官兵壯烈殉國

李連松說,1938年2月,徐州會戰拉開序幕,日軍強渡淮河,攻陷河北之小蚌埠、曹老集等地,父親李景洲奉命隨38師增援淮北,在固鎮與北犯日軍相遇,迫使日軍退回河南。

3月上旬,日軍第5師團坂垣部圍攻山東臨沂龐炳勛部。38師在黃維綱師長帶領下,從安徽馳援前線,一晝夜急行軍180里,于12日到達臨沂城郊,未加休息,便連夜強渡沂河,進攻坂垣師團背側。經過一夜血戰,殲敵2000余人,迫使日軍放棄攻城。臨沂前后兩場戰役,黃維綱所率的38師,傷亡極其慘重,全師15000人,五分之四的官兵皆血染疆場,壯烈犧牲。

李連松說,父親給我們講,當時,將士們全都抱著必死的念頭,每個人都弄個牌子,寫上自己的名字,死了就讓戰友埋了把牌子插上,連黃維綱師長都親臨前線,半夜里光著膀子與敵人戰斗。臨沂爭奪戰打了三天多,他們所在部隊的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都死光了,幾乎全換了人。

從死人堆里被扒出,才知道自己的手都被打斷了

李連松說,有天夜里,李景洲所在連隊幾十個人被敵人逼到一個炸毀的大廟里,坍塌的廢墟成了他們的阻擊陣地。在這場戰斗中,中日雙方士兵都殺紅了眼,一輪沖擊上來,雙方碰面的時候還有十幾個人,十幾分鐘光景,就只剩兩三個人。借著月光,旁邊的河里,水都是一大攤一大攤紅色,真的是血流成河。

“不知啥時候,爆炸聲響過之后,父親暈倒在地,等到他醒過來,發現自己被壓在塵土與尸體下邊,左胳臂鉆心地疼,才知道自己的手都被打斷了。”李連松說,戰斗結束后,戰友們打掃戰場,看見幾個尸體下邊有個手在動,就喊,“快來,快來,這兒有個活的”,才把父親從七八具尸體下邊扒了出來。

1938年6月,國民黨軍隊從豫東戰場全面撤退,59軍所部抵達許昌,李景洲被送到河南漯河救治。在漯河戰地醫院,由于傷員太多,醫務人員極其有限,很多傷員不能及時得到救治,李景洲也落了個左手及小臂殘疾。

李連松說,潢川阻擊戰失敗后,父親等傷兵隨59軍向新縣轉移,挺進大別山區。父親痊愈后,殘疾的左手臂使他不能再參加戰斗,便跟隨部隊做些后勤保障工作。自1939年起至抗戰勝利,父親跟隨59軍轉戰鄂、湘、豫、魯等地,并親歷了1945年8月舉行的日軍投降儀式。

老英雄的追悼會是村史上最隆重的葬禮

抗戰結束后,李景洲以傷殘軍人身份,被調往重慶沙坪壩區軍政部陸軍醫院后勤部工作,并與同在一單位做工的任女士相識、結婚。1950年春天,重慶地區土改時,李景洲被安排到長壽縣橡膠廠工作,妻子在街上擺個煙攤補貼家用,1960年遷回河南沁陽老家。

李連松說,在59軍那段日子里,父親經歷了喜峰口之戰、盧溝橋事變、臺兒莊戰役、武漢保衛戰、長沙保衛戰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著名的戰役,歷經大大小小幾十次戰斗,在抗日戰場上出生入死并幸存下來。

“可惜的是,在建國后,父親因特殊的身份和經歷,不得不把自己的過去隱瞞得嚴嚴實實,把珍藏著自己榮譽見證的黑皮箱子砸毀焚盡。”李連松說。

2001年3月20日,李景洲在沁陽市楊莊村自己的家鄉離開了人世,享年86歲。

李連松說,在父親的追悼會上,當地政府及生前好友送的花圈有30多個,鄉親們說,李景洲的追悼會是楊莊村史上最隆重的葬禮,這或許是對這個鮮為人知的抗戰老兵的最好的懷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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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真東渡日本修建唐招提寺 寺最盛時有僧徒三千人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55.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55.htmThu, 28 Aug 2014 18:01:45 GMT

  東山魁夷《揚州熏風》

■韋明鏵

對東山魁夷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為他的畫風獨樹一幟,一眼看后便永遠不忘。而他不僅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畫家,還是一個唯美主義的作家。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東山魁夷美文》有好幾冊,如《唐招提寺之路》、《水墨畫的世界》等。在《唐招提寺之路》里可以感受到作者對于鑒真大師的無比景仰之情。

東山魁夷(ひがしやま かいい,1908-1999),原名新吉,畫號魁夷,日本風景畫家、散文家。1908年生于橫濱。1931年畢業于東京美術學校。1934年留學德國,在柏林大學哲學系攻讀美術史。早年的繪畫作品《冬日三樂章》、《光昏》分別獲得日本畫院展一等獎和日本藝術院獎。1969年獲文化勛章和每日藝術大獎。

東山魁夷有不解的中國情緣,曾三次訪問中國,力求接觸到中國民族精神之美。通過中國之行,他終于走進了中國水墨畫的世界。他以中國風景為對象所作之畫,幾乎都用水墨。

東山魁夷從1971年開始為奈良唐招提寺鑒真和尚御影堂繪制障壁畫。所謂障壁畫,就是繪制在墻壁、屏風和日式紙拉門上的畫。東山魁夷為此前后耗費了十一年時間,于1975年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山云》、《濤聲》。1980年又完成了第二期工程《黃山曉云》、《揚州熏風》、《桂林月霄》等。直至1981年完成描繪鑒真和尚的《瑞光》后,才大功告成。他的繪畫強調一種淡雅與靜寂的氣氛,在清澄與幽深之中直指人心。

鑒真是唐代揚州高僧,應邀赴日弘法,十余年中歷盡艱辛,到達日本時已雙目失明。為表達對鑒真的緬懷,東山魁夷在鑒真塑像四周的障壁上,細致地畫出日本的山和海,讓縈繞山巒的煙云和奔騰不息的海濤常伴這位高僧。為了完成以鑒真故鄉風景為主題的其余三個房間,東山魁夷數次來中國,先后到過北京、西安、南京、上海、揚州、無錫、桂林等地。

《唐招提寺之路》是東山魁夷為紀念鑒真創作障壁畫而寫的隨筆集。他在該書《后記》中說,對他來說,“唐招提寺之路”是一條漫長的路、險峻的路。與其說這本書是他的創作記錄,不如說是在這條路上踽踽獨行的畫家的自白。《唐招提寺之路》共有七章:鑒真和尚、唐招提寺、奈良紀行、大和路、走向障壁畫、障壁畫創作、路漫漫。

在第一章《鑒真和尚》中,東山魁夷是這樣開頭的:“新葉嬌美的六月初,我去唐招提寺瞻仰鑒真和尚像。”“靜靜閉合的雙目,膝頭相交的雙手,端然正坐的身姿,一千二百載星移斗轉,而其風采依然,甚至可以感受到其微微的呼吸。”“一種不妨稱為戰栗的沖擊力直貫全身,但很快融入安謐的情思,化為深深的景仰。”“東渡航程時接踵而至的苦難,致使和尚雙目失明。這尊坐像雖是作為朝覲對象來塑造的,但一向被視為登峰造極的最古之作,想必因為技藝高超的弟子們制作時注入了對師父濃濃的敬慕;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為和尚閉起失明的雙目反倒使人強烈地感覺到他是在以澄澈的心眼洞察萬象的奧妙,凌厲地傳達出精神性的深刻與強勁。”“靜寂。內斂的思念。于中充滿毅然之力,卻又超越人的意志力,而堪可視為委身于遠為巨大對象之人泰然自若的風貌,自有一種祥和、溫煦的涵容力沛然溢出,或許可以稱之為慈悲。”

東山魁夷如此深情地瞻仰來自中國的鑒真和尚,是因為鑒真的偉大人格感動了他。

鑒真為日本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這座古寺院位于日本奈良市西京五條街,公元759年由來自揚州的高僧鑒真所建。寺最盛時,有僧徒三千人。寺中有金堂、講堂、禮堂、經藏、寶藏、鼓樓等建筑。其中金堂最大,以建筑精美著稱。寺里供奉有鑒真大師坐像。金堂、經藏、鼓樓、鑒真像被譽為日本國寶。寺院大門上的紅色橫額“唐招提寺”四字,是日本孝謙女皇仿王羲之、王獻之的字體所書。唐招提寺的御影堂東面,有鑒真的墓。院中種著來自中國的松樹、桂花、牡丹、芍藥,以及“孫文蓮”、“舞妃蓮”、“日中友誼蓮”、“唐招提寺蓮”、“唐招提寺青蓮”,還有來自揚州的市花——瓊花。在供奉鑒真干漆坐像的御影堂四周,就是東山魁夷精心繪制的六十八幅屏障壁畫,其中《揚州薰風》、《黃山曉云》、《桂林月宵》等尤為醒目。

東山魁夷說過:“鑒真和尚給予日本文化的恩惠實在是巨大的。”所以他要以自己的心血供奉于鑒真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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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建秦帝國推郡縣制 僅衛國國君未取消封號(圖)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6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62.htmThu, 28 Aug 2014 18:01:37 GMT

  羊腸坂道

□策劃文體新聞中心執行記者朱金中通訊員李亞鋒文圖

引子

千年河內,沁陽古城,在這里,隨便抓上一把泥土都能擠出文明的汁液。

作為沁陽市文博副研究員,鄧宏禮老先生是個“沁陽通”,在他看來,古城沁陽無疑是最有資格入選千年古縣的地方之一。

“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而得中原必得河內,河內在哪兒?就是沁陽。”鄧宏禮說,沁陽東張牧野、西望崤函、北依三晉,南瞻河洛,自古是中原要沖。

沁陽歷史悠久,夏代為“覃懷”首邑,商代屬京畿重地,周代稱“野王邑”,兩漢設“野王縣”,隋改“河內縣”,明清設懷慶府,歷來為豫西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這里曾是覃、鄂、邘、郗、野王和衛六個諸侯國的國都所在地,百家姓中覃姓、于姓、郗姓和衛姓的發源地,還是稀有劇種“懷梆”的衍生地,更是南北朝醫學科學家張子信、唐代大詩人李商隱、五代畫家荊浩、元代科學家許衡、明代科學和藝術巨星朱載堉、清代民族英雄曹瑾、狼牙山五壯士之一宋學義等六十多位歷史名人誕生、學習、生活的文化圣地……

在200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理部公布的首批“千年古縣”名錄中,沁陽赫然在目。沁陽人都說,這是實至名歸。

夏商時代發達之地

任何一座城市在公開自己的歷史軌跡圖時,或多或少都能上溯到新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甚至更早的時代。

沁陽也不例外。2002年,在沁陽市盤古溝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無疑把沁陽的歷史前置到了約5萬年前;在沁陽市西北和山西交界處,有一座山,叫神農山,光聽名字就可以辨別出這里和神農氏有關,種種故事傳說不一而足。

盡管如今沁陽人都喜歡講神農氏當年在此的傳奇故事,但就歷史而論,僅憑“覃懷”和“河內”兩個詞,就足以證明沁陽歷史在中原文明乃至中華文明中的地位。

覃懷代表著悠久,也代表著含金量。

根據《尚書》的描述,夏王朝建立后,禹分九州,當時的沁陽屬于冀州,夏代沁陽一帶被稱為“覃懷之地”。覃懷究竟指的是一個行政地名還是部落名稱,史學界還有分歧,不過趨同一致的意見是,覃懷地區的人們善于制造酒器和釀酒,因此,覃懷“厥土惟白埌,厥賦惟上上”——意思是這里不僅土地肥沃,而且還是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地。

這句話可以給人無限的聯想——在那個不少地方還是漁獵果腹的時代,覃懷已經憑借著鋒利的石器和原始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成為夏王朝的“北上廣”地區——如果那個時候也發展房地產的話,恐怕沁陽地區一間茅屋的價格得好幾萬貝殼幣吧。

到了商代,將靠近商朝國都的地方稱為畿,再往外的地區稱之為輔。沁陽位于商都的畿輔之地。當時在沁陽一帶有一個商王朝的從屬國鄂國。鄂國郡城是那時黃河中下游七大都市之一。鄂國的國王鄂侯,當時和西伯侯姬昌都屬于紂王的“三公”重臣,但鄂侯因忠言直諫最后被紂王殺死。

“鄂國的結局史書中記載不詳,只是說后來姬昌取得了鄂國故城。”鄧宏禮說,西周建立后,并入版圖的沁陽地區因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武王在分封諸侯時把自己的次子邘叔封到了那里。邘叔在沁陽一帶建立了邘國。到了公元前712年,鄭國吞并了邘國。不過邘國的國民很不服氣,論跟周王室的血緣,邘國可甩鄭國好幾條街。不甘心的邘國人為了區氏屬,別支脈,就改姓于,表示不忘祖根——據說這也是今天于姓的起源。


六國俱亡衛君獨存

春秋時期,沁陽一帶先歸鄭,后歸晉。

那個時候,諸侯并立,地理上劃分很有意思,在王國或侯國之內國家分成國和野兩部分。國是都城及其四郊,是諸侯直接統治的區域,在郊以外到邊境的地區為之野,諸侯把野的一部分分給卿大夫為采邑,由卿大夫直接統治。

沁陽地區并入晉國后,因離晉國的國都山西侯馬太遠,被分給的都是一些沒落的卿大夫貴族,這些沒落的卿大夫貴族只能自嘲說這里是在野之王的食邑,因此當時沁陽地區被稱為野王邑。正如清代學者范照黎在《勾漏山房詩》序中所寫的那樣:“原夫覃懷底績,曾傳夏后之書,河內遺民,舊著梁王之政,地崇于國,晉啟南陽,邑號野王。”

隨著牛耕、鐵器的推廣,野王地區很快煥發了生機,成為晉國南部的經濟發達地區。但由于地處要沖,野王成為兵家必爭地。三家分晉后,先是韓魏兩國圍繞著野王大打出手,而后在統一天下的戰爭中,野王又成了著名的長平之戰的最高指揮部。公元前262年,趙括被白起包圍后,秦王親赴野王,征發十五歲以上男子入伍,最終贏得了勝利。

公元前230年,秦滅韓國之后,為了固守野王一帶的太行要道——羊腸坂道,把原來衛國的第四任國君后人角立為衛國國君,將其部族遷到野王城,作為秦國的附庸,戲稱“城中之國”,還令衛君角以三千兵馬駐守太行山,以防燕、趙來犯之敵。

之后,嬴政掃六合、統海內,建立大一統的帝國,實行郡縣制——天下共分三十六郡,野王屬于河內郡——比較搞笑的是,衛君角和他的臣民依然淡定地居住在野王城,沒有人來取消其封號——盡管這時的衛國君臣已經沒有了領土和軍隊,但人家每年依然享用國君禮儀祭祀先祖。直到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才令除去衛國國號,把衛君角貶為庶人。

時至今日,在沁陽老城區,依然保留有和衛國相關的名城——兩條不起眼的小街道,一條叫前衛門外,另一條叫后衛門外,街道很小,如同當年不起眼的衛國一樣。當地人說,當年衛君角和他的族人就定居在這一帶。

秦帝國版圖內,諸侯俱滅,唯獨衛存,讓后世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

河內故郡野王屯田

秦漢時期,野王縣隸屬河內郡,當時的河內郡轄地相當于今天濟源、焦作、新鄉、鶴壁等地,郡治初設在懷,未幾遷至野王。

河內地處三河地區,為天下富饒之地。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土地小狹,民人眾。”野王領銜的河內郡,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既有高山黃河之險,又有肥沃平原之優,經濟起步早,基礎好。東漢名將鄧禹曾指出:“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腸坂詰曲,車輪為之摧……”這首詩出自曹操的《苦寒行》。公元206年一月,曹操伐叛將高干,途經野王的羊腸坂道,看到當年的富庶之地變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廢墟,采納河內人韓浩的建議,決意在此實施屯田。

這一年,曹操在野王設立典農中郎將,負責河內地區的屯田工作。屯田是三國時曹魏集團能夠迅速發展壯大的最關鍵因素,“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屯田帶動了整個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為曹魏政權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境內出現了流民紛紛歸鄉安居生產、“雞犬之聲阡陌相聞”的景象。

由于農業基礎好,沁陽一帶很快就達到了兩漢時期的繁榮局面。當時全國郡級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權首都洛陽的所在地,有11萬戶,排在第二名的就是河內郡,有5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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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雍乾三代瓷器成交價屢創新高 制瓷業登峰造極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46.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46.htmThu, 28 Aug 2014 18:01:26 GMT近年來,清三代瓷器成為藝術品市場上最熱門、最受追捧的對象,常常出現在藝術品拍賣市場,成交價屢創新高。有統計稱,自1975年來,瓷器拍賣價格逐年攀升,僅15年時間便已高達9倍。

清三代瓷器之所以受到市場熱捧,主要由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瓷器燒制技術已臻成熟,在技藝上無可挑剔,而且這三朝帝王對瓷器的熱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精心制作,燒制出來的瓷器精美別致,為前代不可比擬。

從事瓷器收藏多年的任明學介紹,清三代的御用瓷器必須經過督窯官的精心挑選,如有瑕疵立即銷毀,所以拿出任何一件,都稱得上中國陶瓷史上的巔峰之作,也因此民間極少流傳,存市數量不多,具備很高的藝術觀賞和收藏價值,受到藏友追捧。

令人矚目的成交記錄

任明學介紹,中國制瓷業經過漫長發展后,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時達到歷史頂點,無論是斗彩、五彩、素三彩,還是琺瑯彩、粉彩和釉下三彩,質量和數量都為前代不可比擬,當時的官窯瓷器代表了當時中國瓷器的最高水平。可以毫不夸張地講,清三代是中國瓷器的黃金時代。

在目前的藝術品拍賣市場,藏家對清三代瓷器的關注與日俱增,即便是民窯精品,市場價格也達到相當高位,許多藏家“只進不出”,導致清三代瓷器價位還將不斷拉高。查詢近些年的拍賣成交記錄,早在2001年,一件“明永樂青花折枝花卉八方燭臺”便在拍賣市場上以880萬元的價格拍出;等到2005年,該燭臺二度出現在北京翰海春拍中時,最終以2035萬元的高價成交,短短今年間,翻升超2倍。

同樣是2005年,在倫敦佳士得拍賣場上,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圖罐”拍出1.6億元的天價,其高仿品市場上價格甚至也高達十幾萬元。隨后,一件“明宣德青花藏文高足碗”以2306萬元成交。

在2010年,一件“清乾隆青花纏枝蓮紋花觚”在北京匡時五周年秋拍中以6680萬元落槌;2011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上,一件“明永樂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紋梅瓶”成交價格再次突破億元大關,達到1.3億;去年,一件“明成化青花纏枝秋葵紋宮碗”又以1.1億元成交。


清三代瓷器緣何受寵?

歸納清三代瓷器受寵的原因,任明學認為,除康乾時期制瓷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外,比之高古、中古板塊瓷器,清代文化離現在更近,較容易獲得人們的親近感和認同感。

其次是數量稀有。封建社會等級森嚴,作為至高無上的一國之君,他喜好的東西或是所用之物,都是百里挑一或是獨一無二的,況且這些物品經歷了改朝換代、戰爭和政治運動,流傳至今相當不易,堪屬鳳毛麟角。

再就是清三代瓷器具有流通性好、保值增值功能。最典型的是2004年蘇富比秋拍一件清雍正“青花釉里紅海水云龍紋天球瓶”以無底價起拍,結果各路買家互不相讓,志在必得,最終以1518.24萬港元拍出,而此瓶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嘉德拍賣成交價僅為440萬元,由此大大提升了清三代瓷器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價值。

康熙瓷器

富含陽剛之氣

“康熙朝瓷器造型的藝術特色非常鮮明,其風格挺拔遒勁,富有壯美的形態。”任明學說,美分為陽剛和陰柔兩種。假如借以對照清代的瓷器,那么康熙朝器物的造型所具有的壯美氣魄,同樣也體現出陽剛之美。

康熙時期,在瓷器發展上有兩項重要的制度安排。一是恢復了景德鎮御窯廠,其二是設立了專門的督陶官。這些制度安排對瓷器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康熙在位長達61年,瓷器燒造水平由粗到精。早期瓷器渾厚,但比較粗糙,很多瓷器的底部會出現“火石紅”,另外還有粘礦、跳刀、閃青等現象,這說明當時的胎土釉料淘煉不夠干凈。但到了康熙晚期,這些工藝細節逐步得到改善,胎土、釉料的淘煉變得更加精細。

康熙時期的瓷器還有很多創新,如初時的琺瑯料全由國外進口,價格昂貴且數量有限,康熙便下令國內工匠自己研制,實現琺瑯器的“國產化”。

雍正瓷器

下詔書燒制瓷器

在康熙瓷器發展的基礎上,雍正朝瓷器制作之精冠絕于各代,最為突出的是粉彩,它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僅有白地彩繪,還有各種色地彩繪,如珊瑚紅、淡綠、醬地以及墨地等。

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時渾厚古拙之風,代之輕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線條柔和圓潤。其胎體選料精湛,壁薄體輕,勻稱一致,仰光透視,略顯淡青,呈半透明狀。在紋飾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紅的制作達到極盛階段,青花和釉里紅在同一種環境中燒成,兩種色澤都十分鮮艷。

在瓷器燒造方面,雍正曾多次親下詔書,對瓷器制作中的細節提出具體要求,比如,瓷器上的紋飾要怎么畫,畫多大。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由于他不喜歡黑釉配菊花,認為不吉祥,索性要求不許這種紋樣燒制到瓷器上。

乾隆瓷器

燒制技術精益求精

乾隆朝歷經61年,是瓷器燒造集大成時期,也是清代景德鎮達到極盛的時代。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前世精華,一面吸收西方藝術。外觀造型大部分比較規整,除常見器型外,出現了一些奇巧怪誕的物件,主要用于賞玩,被稱作“渾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

乾隆時期,粉彩取代五彩,在粉彩器皿上講究用鏤空、堆塑的裝飾手段,輔以“軋道工藝”和開光、剔刻等。有署“古月軒”的珍貴瓷器,是以乾隆宮中古月軒命名,從景德鎮挑選制造精良的素胎進京,命內庭供奉的高手繪畫,于京城設爐烘烤而成。

乾隆青花是當時瓷器生產的主流,承襲康熙、雍正青花特點,并在其基礎上繼續發展創新提高,體現出在制作技巧上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每一道工序都是一絲不茍,精工細做,精益求精。

由于乾隆自身好古成癖,乾隆官窯還有一大特色就是仿古瓷的大量燒造,創燒了很多瓷器新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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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三世中樞坊保存完好 經12次大地震21次大洪水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63.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63.htmThu, 28 Aug 2014 18:01:18 GMT

□三世中樞”坊是全石結構,在框架結構和裝飾圖案上又為仿木結構,但從外觀上石料接縫之間看不出明顯縫隙,似一塊通石雕成。

□“三世中樞”坊建于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距今近400年,期間歷經12次大地震、21次大洪水,雄姿不減。它以構思精巧、結構嚴謹、雕工精細、造型完美而享譽全國,2013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文/本報記者 安文聯 圖/本報記者 郄磊

8月23日這一天是“處暑”,北京的一個戶外俱樂部十余名成員路過靈壽,專程到“三世中樞”坊采風,這座石牌坊建成距今已近400年,但其精巧的結構,依然折服了第一次到訪的北京游客。“三世中樞”坊是全石結構,在框架結構和裝飾圖案上又為仿木結構,但從外觀上石料接縫之間看不出明顯縫隙,似一塊通石雕成,巧奪天工。

“三世中樞”坊又名“透雕石牌樓”,位于靈壽縣城北關西街,牌坊南北座向,兩面一體,橫跨街道,高12米、寬8米、進深2.6米,是典型的明代石牌坊建筑,建于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說起這座牌坊的來歷,北關村人如數家珍。明崇禎十四年,明思宗朱由檢為表彰當朝兵部左侍郎傅永淳的功績,敕封其祖孫三代“三世如其官”,并敕建此牌坊,明代稱兵部為中樞,傅永淳及其父、祖,三世四人都封贈兵部左侍郎,故稱“三世中樞”。

精巧絕倫的“三世中樞”坊

算上本次采訪,本報記者已是第四次近距離觀察這座石牌坊。每一次到訪,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三世中樞”坊為四柱五樓三重檐仿木結構,由石料透雕而成。牌坊的四柱東西排列,在四柱南北向兩側夾柱石上,雕有八個大獅子和38個小石獅子,大獅子張口露齒,回首俯視,既威武勇猛又微帶笑意,乖巧可愛;形態各異的小獅子分別置于大獅子身上,或立、或臥、或蹲、或伏、或驤首雄視、或躍撲嬉戲,形態傳神,栩栩如生。

牌樓的柱面及橫梁之間勻布流云及各種線刻花飾圖案,靜中有動,同中有異,仿佛整個石牌樓飄于空中。

牌樓最上端主間正脊之上,以神獸馱負寶瓶為頂飾,牌樓中枋上最高一層出檐和兩配枋上的出檐構成五樓,每層檐下均有石雕斗拱承托,中枋六朵,配枋三朵,布局勻稱,靈巧莊嚴。每層檐兩邊各有鴟吻裝飾一對,三對對稱,使得整個石牌樓高大而不死板,華麗威嚴。

三層檐大小額枋上精雕各式流云,飄然若動。上層明間檐下正中豎匾,額題“皇恩寵錫”四個楷書大字,顯示出明皇對大臣的寵愛,亦是牌坊建造之由。中層橫匾正書“三世中樞”四個巨大楷字,刀筆剛勁流暢,力透石上。

匾下六只瑞鶴翔云,再下為雙龍騰飛,采用鏤雕技藝,刀法細膩逼真,一根根龍須如竹筷與流云相連,達到了形態傳神與力學相宜的完美統一。

下層主間通間橫匾恭書三行楷字:首行“誥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傅承訓淑人胡氏張氏傅承問淑人康氏趙氏”;次行“誥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傅鋌淑人李氏”;再次“吏部尚書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傅永淳夫人彭氏”。這塊橫匾標明了“三世中樞”的具體內容。兩側次間檐下各豎刊記一塊,上書監造官員和監造年月。

整個石牌樓,圖物擺布得當,雕刻細致精妙,無論圖物擺布,還是雕刻刀工,都顯示了當時高超的石雕技藝。在北關一帶還有這樣的傳說:在起風的夜晚,牌樓上的石雕算盤珠能被風吹動而發出清脆的響聲。

“三世中樞”坊1954年被列為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北關村中年長者回憶,北關村傅氏建筑規模宏大,除“三世中樞”坊外,還有諫議坊、貞節坊、傅氏先祠、傅冢宰永淳墓、傅少保維鱗墓等,現在除了有永淳、維鱗兩墓外,其它均已無存。


三世中樞 明清兩朝的望族

靈壽縣北關村近一千三百人,約半數姓傅。明初,傅氏先祖從南京上元縣搬遷至此,距今已有500年歷史。從明成祖遷都到民國六年500年間的傅氏家族中,僅從族譜上可以得知,家族共中進士5人,舉人10人,拔貢等39人,擔任縣令、知州、將軍、指揮使、兵部侍郎、尚書等各朝命官者達20余人,其中以明吏部尚書傅永淳、清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傅維鱗最為突出。靈壽傅氏文化研究會創始會長傅天倉說,傅家不但出了父子尚書,而且是兩朝尚書,非常少見。

兩年前,靈壽傅氏成立文化研究會,本報記者前往采訪,拿到了國內明史專家、遼寧大學教授武玉梅撰寫的學術報告,得以對靈壽傅氏有更多了解。

靈壽傅氏始祖為錦衣公,因名諱與官銜俱失,后人以錦衣公稱之。錦衣公之妻名單氏,有四個兒子,長子名傅才。他于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成祖遷都北京時,護駕北遷,奉命卜居靈壽北關,后代繁衍至今二十余世。

現在靈壽北關村民留有傅氏文稿抄本、手跡、雜稿、畫像、圣旨等文物120余件,文獻內容涉及明清的歷史、地理、經學、文學、書法、方志等方面,具較高的文獻價值,從這些文物中,依稀可讀出傅氏家族的點滴。

靈壽傅氏在第五世時,始有出任朝廷官員的,傅永淳是靈壽傅氏的第九世。其祖父傅承問,字巖軒,傅承問無子,以兄傅承訓之子傅鋌為嗣。崇禎十二年九月因其孫傅永淳受封,皇上賜封為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傅永淳之父傅鋌,字用礪,明萬歷二十八年考中舉人,授陜西歧山縣知縣。因其子傅永淳受封,皇上賜封其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傅永淳字惺涵,號熙宇,天啟二年(1622年)中進士第四名,選授湖廣房縣知縣。崇禎八年,為京畿道。十年,升太仆寺少卿,督東路馬政。十一年,遷左通政。不久,又遷太常寺卿。十月,清兵分道進攻明朝,攻至京城附近,傅永淳臨危受命為兵部左侍郎,處理兵馬等部務。崇禎十三年五月,轉任吏部尚書,明時無宰相,吏部尚書時稱冢宰。康熙六年(1667年)病逝于家中。

傅永淳之后傅氏家族在清朝歷代為官者數人,其杰出者為長子傅維鱗。傅維鱗原名維楨,字掌雷,號歉齋,清順治三年進士。順治十八年遷工部尚書。康熙元年(1662年),督建孝陵,積勞成疾,卒于家中。

在封建社會,私自修史是不被許可的。傅維鱗留下的《明書》,是憑一己之力完成的,屬私撰明史。順治四年五月,傅維鱗被授予內秘書院編修之職,“得分修明史”。當時明史館編史,是以抓鬮的方式分派任務,每名參修人員負責二十多年史事編纂工作,編纂內容只限于《明實錄》的資料,即傅維鱗說的“所纂不過二十余年,止類編實錄,不旁采”,“列局分曹,不能悉窺全冊,又止采實錄,嚴禁旁搜”。如此編纂史書,傅維鱗的史才很難發揮。他產生了“傷大官之坐糜,悲歲月之流邁”的慨嘆,于是決定私修明史。

謝國楨對《明書》是這樣評價的:“有明一代全史,實創始于傅氏,亦繼取者所當取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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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日機空襲四川常經航線圖等檔案圖片公布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71.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71.htmThu, 28 Aug 2014 18:01:00 GMT本報訊(記者 郝勇)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8月27日,由省檔案館編輯的《抗戰時期的四川》一書問世,并向社區市民、高校師生、省直機關干部讀者代表贈書。當天,省檔案館還首次公開挖掘整理出一批抗戰時期珍貴檔案。

《抗戰時期的四川》是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重點出版項目《抗戰大后方各省區歷史文化檔案史料匯編》之一。該書以檔案史料為依據,全面反映了四川人民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為抗戰勝利作出的杰出貢獻,真實記錄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四川帶來的巨大災難和損失,全方位再現了抗戰八年四川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衛生、交通運輸及社會的發展變化。全書收錄的檔案史料數量之多、涉及面之廣,在四川抗戰檔案史料選編中尚屬首次。

省檔案館當天還公開了一批抗戰時期珍貴檔案,包括四川對抗日戰爭的貢獻、日機大轟炸對四川造成的災難和損失等抗戰檔案史料,以及川軍將士從前線寄回的家書、1940年日機空襲四川常經航線圖等抗戰檔案圖片。

省政協副主席羅布江村出席首發式,并為讀者代表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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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化發現5萬平米西周古城 系古蜀第二個城址標本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7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72.htmThu, 28 Aug 2014 18:00:57 GMT本報訊(記者 吳曉鈴)近日,廣元昭化在劍門蜀道旅游開發的前期考古中,首次發現了一處面積達5萬平方米的西周時期古城遺址。記者8月27日從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獲悉,這是繼三星堆古城以外,四川發現的古蜀文化第二個城址標本。它的發現,或將解決三星堆王國覆滅后國人向北遷徙的路徑、以寶雞為核心的周文化和蜀文化如何交流等問題。

這次考古地址位于昭化古城的土基壩和擺宴村。兩個月的調查,共發現各類遺跡現象43處,其中面積達5萬平方米的擺宴壩古城址為重大發現。這是四川地區首次發現西周城址,對于全面認識周、蜀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相關報道詳見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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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第二級曾選舉校花 吳季班入圍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73.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73.htmThu, 28 Aug 2014 18:00:53 GMT 據《國立清華大學第二級畢業紀念刊》記載,清華大學第二級學生曾選舉過一個年級皇后(校花)。第二級學生自詡要選舉一個“五育兼全為標準”的年級皇后,最后,吳季班因為“品學兼優,長于音樂,且平素待人和藹,處事盡忠”而當選。

年級皇后當選的場面,署名野松(此即吳組緗的筆名)的新生日記(1929年10月24日)有以下的記載:

下午赴前工字廳大一同樂會,茶點頗豐富,說笑話,鬧小玩意兒,一時把心內的不快樂都暫忘了。最后選級皇后,當選者為吳季班女士。這位皇后有多少地方像珍姊,那天農哥在校門口遇見她,就笑得要命,“她是我的□□!”最有趣的是她那……

皇后選后,一陣掌聲和歡呼,我們都把預備好了的五色紙條,向她頭上身上亂拋,“皇后萬歲,皇后萬歲!”和“Longlivingthequeen!”的呼聲四起。接著是舉行“加冕”大典。一頂花花綠綠的皇后冠冕,由一個代表拿著站在桌上,向皇后頭上戴好,又由代表張君行恭祝禮。恭祝禮是非常恭敬的,只見張君在皇后腳下倒頭四拜,于是歡呼又起。

吳季班當選為級皇后之后,宿舍里卻傳來了她的哭聲。清華園有佚名詩人某君曾詠其事曰:“湖上悲劇局已僵,獨身主義當場揚,選后本來兒戲事,何必慼然自悲傷。”

“湖上悲劇局已僵,獨身主義當場揚”,乃是“怪物”何汝楫追求吳季班的故事。何汝楫邀請吳季班劃船,在船上表白,事出不意,吳季班借口自幼身體多病,以自己持獨身主義而拒絕了何。吳季班當選級皇后之后悲傷的是什么呢?她沒有說,別人誰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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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曾因生活困窘與家人分居 變賣藏品籌路費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74.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8/28/content_14778174.htmThu, 28 Aug 2014 18:00:43 GMT暑假很快就要結束了,我們來看看著名學者朱自清1945年的暑假是怎么度過的。

那個暑假,朱自清在成都聽聞了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的喜訊,假期生活在喜悅中拉開。讀書、寫作、待客、訪友成為這位學者假期生活的“主旋律”。

然而,體弱多病的朱自清難免身心俱疲,生活的困窘、新朋舊友的聚散,給這兩個月的暑期生活平添了幾許滄桑……

這個暑假,朱自清是在大喜大憂的背景下,在充實、忙碌中度過的。他的境況,是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縮影……

1940年5月,大學教授350元的月薪,只相當于戰前的13.6元。昆明實在“居不易”,朱自清只得將夫人陳竹隱女士和子女送至陳女士的老家、物價水平相對低一些的成都生活。

1941年秋學術假滿返校后至1946年夏前后五年,朱自清與家人一直是昆明、成都兩地分居。1944年春夏,他的妻兒相繼病倒,他才將珍藏多年的一些藏品托友人變賣后籌措了路費,利用暑假回成都照料家人。

1945年的暑假是他“兩地分居”后的第二次探親之旅。

讀書寫作是“主旋律”

1945年6月29日,朱自清乘飛機自昆明飛抵成都,開始了他為期兩個月的暑假探親生活。

暑假中,朱自清在成都聽聞了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的喜訊和震天的鞭炮鑼鼓聲。據其家人回憶,他一改平日的嚴肅與矜持,走上街頭與成都市民徹夜狂歡。然而,彼時的成都又是災難之都:烈性傳染病霍亂肆虐,奪去了千百市民的生命,每天送殯的哭號聲不絕于耳,朱自清抵蓉后即要去注射預防針劑;百年不遇的暴雨成災,住屋進水,街道行船成為日常風景,朱自清家租住的簡易房屋也遭遇雨水浸泡導致圍墻倒塌、室壁爆裂內傾等危情。他的具體、切實的假期生活,就是在這樣大喜大憂的氛圍中開始和持續的。

作為久居校園和書齋的教師,讀書寫作依然是他假期生活的“主旋律”。據朱自清的日記所載,假期中他先后讀了日本學者森谷克己著《中國社會經濟史》,陶希圣著《中國社會經濟分析》,孫望、常任俠選編《現代中國詩選》,翦伯贊著《中國史論集》、《杜甫研究》,何容著《中國文法論》,劉大白著《中詩外形律評說》,美國作家加德納著《幸運的航程》,清代學者包世臣著《藝舟雙楫》,美國學者斯皮里多維奇著《語言學與世界語》,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兩位學者匯編的《文學批評論集》以及一些期刊上刊載的學術文章等;作為腦筋調節,他還讀了兩本外國偵探小說。暑假中,他準備了兩次學術講演提綱或講稿,校訂了自己的著作《經典常談》書稿,還翻譯了一些外國詩歌,寫了約50封書信。

待客訪友“太匆匆”

抗戰時期的成都是大后方,一時文人學者云集。于是,接待來客和拜訪舊友新知便成了朱自清暑期生活的另一項主要內容。

朱自清一直體弱多病,有時頻繁地接待訪客,身心俱疲,難免有些漠然。但同行與學生的到訪往往會引發他的極高興致。如7月9日青年學者程千帆一行數人來訪,談興甚濃,還一起去了附近的望江樓茶座,暢談關于白居易《長恨歌》的考索與論析,朱自清認為程千帆的“談話頗有見解,余甚感興趣”。

7月22日,吳組緗的到訪更是令朱自清喜不自禁。一別十余年,初見朱自清時吳組緗一下子愣住了,因為恩師“忽然變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膚蒼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著白色的西褲和襯衫,格外顯出了瘦削勞倦之態。……他在凳上正襟危坐著,一言一動都覺得他很吃力”,而恩師的居處則是在一個尼姑庵后院搭建的簡易房大雜院中,“無地板,甚潮濕,家具均簡陋”,與戰前優雅、寧靜、寬敞的清華大學北院16號寓所,已是天壤之別。

然而,困窘和病疲并未影響久別重逢的歡愉,二人相談甚歡。朱自清依然記得十多年前為這位得意門生所做的“你不宜走考據的路”的“作家學者”定位,囑咐吳組緗多多“囤積”生活經驗以備日后寫作。吳組緗到來前后又有數批客人到訪,但朱自清只留了吳組緗一人午飯,朱夫人親自下廚。大約由于多日不見葷腥,而為招待來客添的菜又極其有限,餐間朱自清的兒子幾次想搛一點肉食,都被朱自清制止了。

其拮據困苦于此可見一斑。

與葉圣陶過從最密

抵蓉次日即6月30日,朱自清就拖著病體外出拜訪親故。首先拜訪的是時任四川省教育科學館專門委員、已在成都居住五年的葉圣陶。

20余年的老友不期而至,令葉圣陶“殊出意外,為之狂喜”。然而會面時的氣氛卻又有些沉郁,言談中葉圣陶覺察到老友心情不好,因最近大半年,先是留在揚州老家的次女逖先患急癥遽然病逝;其后是長子邁先在廣西桂林戰役后數月音信全無,自忖兇多吉少,葉圣陶“聞此亦無辭以慰之”,只能默然相對。

整個暑假中,與朱自清過從最密的還是葉圣陶。他們相識既久,志趣相投,且有長期的學術合作,配合默契,相知甚深。這期間他們晤面有十多次,朱自清曾五次登門拜訪。然而晤談雖然是雙方期盼的,出行卻并不輕松——朱自清家住成都東門外,葉圣陶則住在西門外,兩地相距近10公里;在主要依靠“雞公車”(即獨輪車)代步、泥濘滿街的彼時彼地,支持著朱自清一次次勉力探訪老友的,的確只能是歷久彌珍的情誼的力量。此外,這期間他們還有多次書信往還。但即便如此,當8月28日朱自清登門辭別時,葉圣陶還是有些傷感,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此次佩(佩弦即朱自清)回來,晤面次數不少,而敘談無多,又將分別,不免悵然。”不想,此次分手竟成永訣。

辭別葉圣陶等友人的次日,朱自清于拂曉前冒雨乘車離開成都,8月30日下午返回昆明,結束了為期兩個月的暑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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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欲在南極開采百萬年前遠古空氣http://news.fjsen.com/2014-06/25/content_14364065.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6/25/content_14364065.htmWed, 25 Jun 2014 17:55:53 GMT日本政府的南極地域觀測統合推進本部計劃從2016年開始,用6年時間在南極大陸建立一個新基地,預計將安排10名左右的常駐人員,通過挖掘冰床采集冰床氣泡里的100萬年以前的遠古空氣,以此對過去的地球氣溫和二氧化碳濃度進行分析,解釋全球氣候變暖。截至目前,人類在南極成功采集到的最古老空氣,是約80萬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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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發現“宇宙鉆石” 體積與地球相仿http://news.fjsen.com/2014-06/25/content_14364060.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6/25/content_14364060.htmWed, 25 Jun 2014 17:55:24 GMT美國天文學家23日撰文說,他們使用多個天文望遠鏡找到了可能是迄今發現的“最寒冷、最暗淡”的白矮星,這顆地球大小的天體溫度如此之低,以至于其構成元素——碳發生結晶化,成為一顆“宇宙鉆石”。

白矮星是類似太陽大小的恒星在其末期坍塌而成的產物,體積通常跟地球相仿,密度卻異常大。它們形成時的溫度非常高,但由于不再發生核聚變、沒有能量來源而漸漸冷卻、結晶化。

“這的確是一顆不可思議的星體”,這項研究的負責人、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戴維·卡普蘭說,“那些鉆石應該就在那里,但它們太暗淡了,以至于非常難發現。”

卡普蘭與同事在美國《天體物理學雜志》上報告說,此次發現始于在水瓶座觀測到一顆編號為PSR J2222-0137的脈沖星,脈沖星是快速自轉的一種中子星,直徑在30公里左右,密度異常大。最初利用美國國家射電天文臺的天文望遠鏡觀測發現,這顆脈沖星每秒自轉超過30次,且被一顆伴星引力束縛,相互繞轉。

天文學家利用更多的望遠鏡進一步觀測發現,這顆脈沖星距地球約900光年,質量是太陽的1.2倍。而其伴星質量是太陽的1.5倍,它最有可能是一顆極為暗淡的白矮星。

參與此次研究的北卡羅來納大學研究生巴特·鄧拉普說,如果這顆伴星確實是一顆白矮星,那么其溫度應該極其“低”。當然,這種“低溫”是相對于恒星的超高溫而言的。

研究人員估算的數據是這顆伴星的溫度不會超過2700攝氏度,而太陽中心溫度高達1500萬攝氏度。在如此“低溫”下,構成該伴星的碳元素可能基本都已結晶化。換句話說,這顆疑似白矮星的伴星就是宇宙中的一顆“大鉆石”。

研究人員推測,該伴星可能誕生于銀河系早期,在漫長的時光中逐漸冷卻、暗淡。他們同時指出,溫度如此“低”的白矮星在理論上并不罕見,但由于它們的亮度極低,直接觀測到的難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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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女兒談父親:寵辱不驚 從沒見過父親流淚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95.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95.htmMon, 24 Mar 2014 17:12:49 GMT2004年,在一部影視作品中,出現了四次鄧小平流淚的鏡頭。鄧家三姐妹看后,一致指出了情節的不真實。鄧林肯定地說:“會哭的,就不是鄧小平。”

鄧小平的一生,轉戰南北,浴血沙場,其中有多少槍林彈雨,有多少生離死別,他沒有流過淚;鄧小平一生,歷經“三落三起”,“文化大革命”中,家人天各一方,這其中,又有多少委屈和傷心,多少艱難曲折,他也沒有流過淚。

鄧榕說:“我父親,是一個寵辱不驚、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從小到大,我們沒見過父親流淚。哪怕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去世,獲悉鄧樸方摔傷,他內心的痛苦,都沒有通過眼淚傾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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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臨終前向斯大林索要毒藥 患重病備不時之需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87.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87.htmMon, 24 Mar 2014 17:12:31 GMT相信很多人都讀到過列寧在臨終前還聽夫人克魯普斯卡婭讀杰克·倫敦的短篇小說《熱愛生命》以自勉,為其與病魔斗爭的不屈意志所感動。當聽到列寧要求獲得毒藥以結束痛苦時,一定很驚訝。但這卻是真的。

由于多年的流放、牢獄、革命、戰爭,列寧的身體一直不好。而1922年的遇刺最終擊垮了列寧的身體。1922年5月,51歲的列寧第一次中風,右側部分癱瘓,開始減少政務。12月第二次發生中風后,他被迫停止政治活動,把權力移交給以斯大林為首的“三駕馬車”。

列寧在第一次中風時就提出過由于擔心致殘失語,無法繼續工作,要求提供毒藥,以備不時之需。但由于政治局委員們都反對這樣做,要求未被執行。

20世紀90年代,軍史專家沃爾科戈諾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寧政治肖像》,提到列寧索取毒藥的事,其中有當事人的回憶,也有解密的檔案文獻。

托洛茨基也曾在《斯大林評傳》中寫到,1923年2月底斯大林告訴他,重病中的列寧向他索取毒藥,以備不時之需。但托洛茨基對此有所懷疑。他的質疑是:列寧怎么可能把這樣一件決定生死的事交給一個自己不信任的人?因為當時列寧與斯大林已經關系破裂并走向公開決裂。

其實托洛茨基疑問的答案可能很簡單:列寧認為斯大林是能夠滿足他這個凄涼要求的唯一的人。 (盧羿 文 薛鋼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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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檔案顯示英國曾用居英權挖走香港精英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54.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54.htmMon, 24 Mar 2014 17:11:42 GMT根據英國國家檔案館公布的英國首相府文件,1984年中國與英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認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當時,英方已表明香港人將不會獲得英國居留權。但是為了“安撫民心”,當時的撒切爾內閣幾經討論之后,決定向6400名當時在港英政府任職的官員、當地法官及警方人員等發放居英權,讓他們可分批移民成為英國公民。

英向港人打開秘密移民通道

在得到撒切爾夫人首肯后,英國外交部從1984年6月份開始,著力細分究竟要向哪些港人發放居英權。根據目前英方對外界公開的文件記錄,當時被英方考慮發放居英權的共有3類人,包括2100名身份至今仍未解封的人士,以及4300名港英政府人員,主要為議員、政務官、警官等。此外,英國還計劃向一些民間機構組織人士發放相同的許可。當然,英方也預料到,一旦這些人申請來英,他們的家屬上至65歲以上父母,下至18歲以下孩子,也都可能隨同而來。英方還設立總人數上限、每年抵英人數上限等。據英方估算,香港家庭每戶平均3.9人,也就是說,英國向2.5萬港人打開了一個特殊的移民通道。

此外,當時港英政府還曾向英國政府力爭,希望當時300萬名持有BDTC(英國屬土公民)護照的港人,其下一代也可以獲領相同的護照。當時英方談判團團長伊文思與中國時任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在9月份就曾有會晤,中方明確告訴英國當局,BDTC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后就不能再用,有關給港人換新護照的安排,英方必須在1997年前完成。而根據英國國家檔案館公布的1984年9月19日撒切爾夫人與訪英香港議員談話的文件內容,這位英國首相非常堅決地表示無法讓BDTC持有人的下一代也獲此護照,并表示中方對此態度強硬,英方無法改變中方的想法。

英國政治中“最敏感議題”

伴隨1997年香港回歸日期越來越近,英國政府的“居英權”發放計劃也加快落實腳步。英國在1985年正式制訂了《1985年香港法案》,新增了“英國國民(海外)”這個國籍,并在1987年起向港人簽發英國國民(海外)護照,讓港人即使在主權移交后,仍然與前宗主國保持關系。不過,英國國民(海外)身份并不賦予居英權,這使一些親英港人感到失望,香港也就是在那個時期開始出現移民潮。大批港人移民前往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而在這批移民人士中,又以高學歷與高收入人士為主,反映出人才流失的現象。

時間走到1990年,在綜合考慮各方面信息后,時任香港總督衛奕信公布“居英權”計劃。依照《1990年英國國籍(香港)法案》,宣布將“居英權”名額給予“對香港前途具重要性的人士”、“最有能力及動機申請移民的人士”。居英權擁有人可隨時前往英國定居,而無需在英國居留數年以取得居留權(俗稱“坐移民監”),而持有人的子女可在英國就讀公立中學。此后在一些香港人的游說下,英國政府在1996年同意將香港的退伍軍人配偶和遺孀以及非華裔香港居民,如南亞裔人士等,也劃進“居英權”授予成員行列。文件顯示,當時任職港英政府行政署署長的曾蔭權(前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被委派推廣“居英權”計劃。

根據英國內政部的統計,自1991年至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事實上有13.7萬余人通過居英權獲得英國國籍,1998至1999年又有部分港人按照“居英權”計劃得到英國身份,所以共計有14.9萬多人獲得居英權,這個數字比英國政府的原先預計顯然增加了許多。

中國政府曾對“居英權”計劃表示不滿,并宣布不會承認這類人士的英國護照,這類人士將仍舊被視作中國公民。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成立以后原來的公務員可以留用,但高級公務員必須由沒有外國居留權的人擔任,因此中方不會讓外國公民在主權移交后出任政府要職。

而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忌憚中方,當時擔任英國外交大臣的杰弗里·豪在1984年7月向首相撒切爾夫人呈送的文件中指出,英方提供的居英權,絕對是英國政治中“最敏感議題”,英國方面一定不歡迎大量移民,而這一點也需要在政策確認后通知中國政府,避免造成英中之間的深層次“誤會”。但實際上,在英國人推行的“居英權”計劃中,究竟誰拿到了英國居留權,中國方面并不清楚。


英國當年算盤“落空”

讓港人在中英兩國之間游走,英國其實有自己的算盤。解密的英國政府文件顯示,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曾建言撒切爾夫人,香港是中國與任何外國政府,特別是西方國家政府之間最具實質性和最重要的問題。“(香港為)中國在經濟政策上的態度轉變提供了重要機會,特別對于將在1997年香港主權交接階段與中國密切合作的英國來說”。這位英國政府內閣重臣分析稱,中國對蘇聯恐懼仍然存在,卻又不想與美國有太緊密聯系之際,英國有機會在更廣泛的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影響,而英國也會通過移交香港主權,未來在中國獲得重大的商業和外交機會。

實際上,從歷史上看,英國政府每―次從其統治的殖民地撤退,都會做出精心研究策劃,以盡可能地保持其政治影響和經濟利益。在回歸過渡期,“居英權”計劃就是英國保持對香港影響力的對策之一。而這項活動完全由英方根據申請人的文化程度、資產等秘密商定、秘密通知,從不公開。這樣一來,香港的精英基本上都被網羅到英國去了。

而香港回歸近17年,當年通過居英權去英的公務員或工商精英目前大多已經退休。但這些人在退休后選擇去英國定居的相當少,據英國有關方面提供的數據,過去5年此類退休港人長期在英國生活的不到300人,多數人還是選擇生活在香港,只有少數移民到歐洲、美國、加拿大或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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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第二":1937年留日學生包圍中國駐日使館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3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32.htmMon, 24 Mar 2014 17:10:33 GMT2月22日,“廣州留東同學會”(留東是指留學東洋,包括日本、朝鮮)成立百年紀念活動在中山大學舉行。上世紀30年代中共上海文委東京支部成員、同學會會員李云揚、伍乃茵之子李勝利向記者表示,這是我國歷史最為悠久的同學會之一,在革命年代,許多留學日本的年輕人為民族解放和祖國復興奉獻了青春、鮮血乃至生命。

那么,在負笈東瀛的青年學子當中,為什么會產生如此眾多的抗日志士?他們在日本的土地上掀起了怎樣的抗日洪流?李勝利為我們揭開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文:記者 卜松竹

圖:李勝利 提供

曾是抗日的重要力量

李勝利介紹,廣州留東同學會成立于1914年農歷正月十五,是留日歸國學生自愿組成的群眾團體,早期成員在日本留學時曾大力支持、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推翻滿清封建王朝的義舉,中華民國成立后,廣州成為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中心,因此,學成歸國者多聚于廣州。同學會最初主要是留學生之間聯誼、交流的一個組織,真正開始發揮政治作用,是從1924年開始。

1924年3月2日,廣東留東同學會開會認為,北京、上海、廣州為中國北、中、南三大中心,因此,日本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除京滬外也應該用于廣州的文化事業。5月7日,由留東學會代表主筆,廣東省教育會、廣東大學學生經費運動會等團體共同發出一份聲明,大意是:“請查照各情,代達日政府關于廣州同學會等參與退還賠款用,請容納在廣州設立應用科學研究所及圖書館之請求。”這個活動隨即成為廣東各界的一致行動。廣東學生聯合總會、留東同學會等聯合發表《請爭廣東關馀及歐美各國退回庚子賠款為廣東大學經費宣言書》。在此情況下,南方政府向日本駐粵領事提出,將庚款中擴充廣東病院的款項,移撥給廣東大學,得到了日本駐粵總領事的同意。

李勝利介紹,1937年全國抗戰開始后,廣東籍留日學生在中共黨員陳健的領導下由神戶集體返回廣州,并在廣州組成留東歸國學生工作團。1937年12月改組,正式成立廣東留東學生抗敵后援會,主要負責人為由日本歸來的中共黨員楊克毅、李元夫等。當時廣州學生抗敵救亡會、救亡呼聲社、留東同學抗敵后援會等八個團體聯合發表宣言,正式成立由中共統一領導的青年團體——廣東抗日青年先鋒隊(簡稱“抗先”)。1938年,“抗先”工委會先后組織32個“戰時工作隊”,分赴全省92個縣。10月21日廣州淪陷,廣州留東同學會停止了活動。


“二一四”包圍大使館事件震驚日本

留東同學會的活動是中國留日學生抗日活動的一個縮影。“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爆發的消息傳到東京后,促進了留日學生團結抗日思潮的發展。這種思潮的標志性事件,就是被日本媒體稱為“西安事變第二”的“二一四”包圍中國駐日大使館事件。

根據時人古子堅等的回憶,1936年秋,東京各大學的左翼學生推舉出代表,成立“中華留日學生聯合會”,并出版了一期刊物《留東學生》。右翼學生當時在各校也有“中華留日同學會”,前臺人物為陳固寧,幕后支持者為留學生監督陳治溥。他們辦了一份《留東學報》,經常散播誣蔑共產黨、依附國民黨、強調親日的言論。因此,左翼學生和右翼學生之間經常有摩擦。當“中華留日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時,“中華留日同學會”提出反對。當學聯向留日學生監督處登記時,他們又企圖將它扼殺。當遭到學聯的抗議時,右翼學生又提出要聯合,成立“中華留日同學總會”,學聯當然更不能同意。于是右翼學生強行決定于1937年2月14日召開聯合大會,并事先從大阪雇了一批打手,企圖通過暴力選他們的人當主席,吞并學聯。左翼方面知道后,與有關團體商量對策,動員進步學生500多人提前到會,讓十多個同學擔任保衛工作,安排了卓如作為主席。

右翼學生看到左翼學生人多勢眾,便一直拖延開會時間,于是卓如登上主席臺宣布開會。但在他講話之時,陳固寧指揮打手沖向主席臺企圖動手。早有準備的左翼學生保衛了卓如的安全。一時間雙方揮動板凳,進行武斗。由于左翼學生準備充分,打手和少數右翼學生被趕出了會場。

此時,日本警方出面阻止繼續開會,得到消息的文委東京支部書記林基路迅速趕來,登臺號召大家到中國駐日大使館請愿。大家開始時列隊行進,由于日警干涉,學生們便化整為零,分乘汽車到大使館前的廣場集合,200多人圍成一圈,要求許世英大使接見。從下午三點半堅持到六點半,許世英終于被迫出來答應了三個條件:一、懲辦肇事者;二、明令解散“學總會”;三、確認“學聯會”為留日學生的唯一合法組織。第二天,《朝日新聞》以大字標題刊出了報道和照片,稱其為“西安事變第二”,可見影響之大。

為建設新疆出力

“二一四”事件后,日本警視廳的便衣進一步加強了對左翼留日學生團體活動的監視。幾個左翼刊物在此之前已經被迫停刊,一些學生被扣上“反日作家”或“抗日分子”的帽子,遭到拘捕、毒打,甚至被驅逐出境。日本便衣定期到一些學生的住處,檢查書架上的書籍。過去他們通常只是問問為什么研究馬列主義,大家以“趕時髦”等理由搪塞,通常都能過關。但之后的盤問非常仔細甚至刨根問底,大有“緝拿歸案”的勢頭。

林基路、李云揚、伍乃茵等廣東籍留學生就是在這樣的不利局面下被迫歸國的。他們先到上海,隨即前往延安。抗日戰爭初期,中共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建立了統一戰線關系。盛世才多次要求中共方面派干部去新疆工作。于是從1937年秋開始,中共方面陸續選派了100多名共產黨員分批進入新疆,包括周揚、何干之、林基路、李云揚、伍乃茵等,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如林基路在庫車縣任縣長時修筑的大壩,不但攔截了洪水,而且使下游的耕地面積擴大了三成,這座大壩至今仍發揮作用,被命名為“林基路壩”;1940年初夏,時任巴楚縣長的李云揚騎馬勘察幾天幾夜,規劃并領導建設了紅海子水庫。

然而,后來盛世才投蔣反共,在1942年9月17日將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員軟禁,次年2月7日,又將林基路等人投入監獄。1943年9月27日,下令將中共黨員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秘密殺害于迪化第二監獄。林基路犧牲時年僅2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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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女火車司機8個多月"出爐" 當司機前是勞模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2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9022.htmMon, 24 Mar 2014 17:10:17 GMT64年前的3月8日,旅大各界婦女二千余人在大連火車站南廣場集會,與此同時,大連鐵路局舉行我國第一批女火車司機“三八”包車組出車典禮大會。會上,田桂英、王寶鴻、畢桂英三姐妹領到了司機證,田桂英還代表“三八”包車組的姐妹們在會上發言。如今,在大連市檔案館,依然保存著田桂英當年英姿勃發的照片。

當司機前田桂英就是勞模

1930年,田桂英出生在旅順老鐵山下一個貧苦的漁民家庭。15歲那年,剛剛求學兩年的田桂英被迫輟學,到一家印刷廠當學徒工貼補家用。1947年,她經人介紹來到大連機務段,在食堂發飯票。

工作之余,田桂英參加了機務段組織的夜校,經個人爭取,段里安排她去了輕油車庫,當上了輕油車修理工。工作起來的她渾身有股使不完的勁,處處都和男同志比著干。1948年5月,田桂英光榮入黨,1949年,她又被評為旅大市一等勞動模范。

田桂英所在機務段的段長是位叫李索夫的蘇聯人,他一直想在中國培養出一批女火車司機。1949年5月,大連機務段貼出告示,正式招考培養一批女火車司機。田桂英立即報了名。1949年6月,經機務段領導批準,田桂英和其他8個姐妹開始學習開火車。

第一代女火車司機8個多月“出爐”

第一節課程是練習投煤炭,苦練三個月熬過“體力關”。還有更難的“腦力關”在等著她們。培訓課程需要姑娘們掌握復雜的機車構造理論,了解上萬個機件的性能與作用。這對于只有三年文化的田桂英來說是又一項挑戰。

經過8個月零20天的培訓學習,田桂英和姐妹們通過了蘇聯專家和中國工程師對她們的考核。1950年2月,中國第一代女火車司機誕生了!田桂英以優異的成績名列第一,被任命為司機長。

1950年,她被評為新中國首批全國勞動模范,曾4次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 田桂英的事跡和她追求男女平等、勇敢執著、堅強獨立的精神也激勵影響了無數婦女姐妹拋開世俗偏見,投身社會建設。而她本人也成為那個年代受人敬佩的女勞模、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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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德國學者曾赴海南南豐考察 拍珍貴照片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96.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96.htmMon, 24 Mar 2014 17:08:27 GMT史圖博1932年在儋州南豐古鎮拍攝的布配黎使用的獨木舟。

古鎮南豐:

南豐,一個詩意的名字,一個豐碩的象征。它曾是海南黎族與漢族進行通商貿易的重要區域,也是黎漢等不同文化交匯的地方,還是80年前德國學者史圖博進入黎區考察的一個起點和終點。這個海南西部重要的古鎮,歷史上承載了多少人的需求,今天又辜負了多少人的期待?1932年,史圖博在這里有了怎樣的收獲與發現,墟街和碼頭上又是怎樣的繁榮與風光?如今翻開歷史的那一頁,會有驚喜,也許還會感受到復活的意義和莫名的失落

A

史圖博:

聚焦的街市

儋州南豐古鎮,在清朝中期稱作南通,清末改稱南豐,歷來是黎漢物資交易集鎮。史圖博1932年7月20日到達作為汽車終點站的南豐,配備了隨行人員和物資,開啟了他徒步在黎族山區的考察活動。

據考證者稱,史圖博頭一年考察海南黎區做了基本路線的概述,但是原稿被燒掉,存世已沒有具體內容,他根據1932年第二次海南島旅行記整理出版的《海南島民族志》一書中,較多地講述附近黎人狀況,沒有對南豐古鎮街上當年的繁榮景象進行描述,只是說他旅行所雇的人全是鎮上客家人,但是他用“南豐街市”、“谷倉”等幾張照片,直觀地說明騎樓老街的旺盛生機。

今年2月21日“重走史圖博之路”考察團在該鎮看到,斑駁的墻壁、殘破的空屋、褪色的雕飾、沒有修繕的走廊,新樓與陳舊的騎樓雜陳,約600米長的老街呈現出頹敗的景象,似乎只見滄桑,韻味難覓。倒是“瓊崖特委瓊崖縱隊總部”石碑和幾扇門頭上隱約可見的“百貨”字樣,透出堅挺的希望。

南豐社區居委會書記60歲的楊水雄介紹說,他是客家人,從福建一帶躲避戰亂移居而來,已是第六代。祖上人來做生意,有錢后便與當地人結合,娶妻生子在街上建房定居,也有部分華僑和附近村民來街上興建了是富人標志的騎樓。在他很小記事時,街兩邊還全是店鋪,不少外地客商來駐扎,臨高和洋浦等地人挑鹽巴來交易,黎苗族人從山里拿山貨、土特產來賣,集市很熱火。


史圖博:

出行的水路

史圖博記載稱,南豐附近村莊的布配黎是漢族地主的佃農,“他們還學漢族用回或粟著小獨木舟到附近的河上捕魚”。南豐街上居民今年81歲老人黃春德說,松濤水庫1968年建成儲水后,他就一直在水庫打漁。流入松濤水庫的主要有南茶河、那京河等河流,沒有水庫前,鎮上客家人也在附近河里或湖里抓魚,“離我家門口南邊幾百米遠的那個碼頭,就是以前山里人到我們墟上趕集乘大小船上岸的地方!”

所謂的碼頭,只是自然水路的一個進出口,沒有臺階等任何設施,完全可以說是進出南豐鎮的一個小缺口而已,只是隨意停船方便。記者看到,鎮街盡頭的一條小污水溝流往此處,兩三條小船泊在有水草的岸邊,岸上滿是建筑垃圾,很顯然這個“碼頭”已廢棄多年。南豐鎮文化站站長陳國清指著遠處游弋的小舟和岸邊小船說:“這都不是擺渡的,以前拉客的是那種大的機船,但旱天水淺時可走路而過!”聽其言,“重走史圖博”之路的學者記者均不由得感嘆,今人有誰想到,這里曾就是進入白沙的惟一通道,也是當年史圖博深入黎區的必由之路。

在胡適父親胡傳的《游歷瓊州黎峒行程日記》中記載,南豐曾是“撫黎總局”的所在地,“南豐市”是“民黎交易處也,其地南接乾腳、上水、下水諸峒,西阻白沙,北連南洋,為走集之部會”,而且“南豐一帶,處處有墟,今日在東,明日在西,黎貨不能日日集于一市”。

C

史圖博:

探訪的收獲

在當時商貿發達的南豐,史圖博很容易籌備旅行的必備品。在南豐附近的黎區,受集市交易和黎漢交流頻繁的影響,黎民百姓并不排外,他也就能較為輕松獲得專項考察所需求的東西。從他記錄的文字里,既可知曉當時的南豐已經有很多客家人在此謀生,也可感覺他在黎村大有收獲的喜悅。

史圖博帶著翻譯,在7月21日至25日間,首先去的荷山,地處南豐西南的丘陵地帶,他此行目的是為了搞清楚兩種黎族情況。21日,他們到布配黎居住地沖威村,“在此住了兩天,記錄了一些方言詞匯,搜集了有關風俗習慣的材料,拍攝了幾張在人類學上珍貴的照片,并幸而購得具有特征的布配黎婦女服裝。”在這五天中,史圖博將沖威與南豐之間的幾個黎村一一踏訪完畢,才組織了有7個搬運夫的人馬取道去黎族山區的白沙峒。

南豐被史圖博稱作“漢族最初的移民點”和“很大的漢族市鎮”。在他歷時48天途經白沙、昌江、五指山、三亞、瓊中等黎族山區探訪后,于9月4日從另一邊快返回到南豐,到達如今同樣是在松濤水庫沿岸附近的苗族村莊,他又因天時地利人和而像初訪前幾天在黎村考察一樣,有意外收獲而激動不已。他記載稱,“他們有的還去過美國傳道會的駐地那大,見慣了外國人。因此,我們在南樸無法搜集的人類學研究資料,在這里卻得到了!”


D

史圖博:

眼中的奇異

位于儋州市城區那大鎮以南14公里處的南豐古鎮,西南與白沙縣交界,其東、南西部都是山區,北部和中部是丘陵,地勢由北向南漸高,平均海拔近200米,由于地屬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23℃左右。如今境內有“寶島明珠”和“島中之海”之美譽的松濤水庫,而成為“風景區中的風景”,而在史圖博當年穿越時,雖不見氣勢宏大的水庫,但也有多條河流橫貫境內,水草豐美,植物茂盛,而讓他對南豐贊嘆不已。史圖博在其旅行記“穿過美麗的森林”時寫道:“南豐,它具有高原草地的特征,分布有楓樹和含羞草的樹林……”

整個旅行考察中,最讓史圖博感到驚詫和奇異的,還是一些特別的村落。在探訪單純的美孚黎居住地牙維村后,他記載稱,從此地到南豐,以直線路程計僅五十公里,但連南豐人也幾乎完全不了解他們的情況,“在南豐,我幾經調查,只了解到這個閉塞的人種是分布在海南西部,連漢族也差不多沒與他們來往。”

參加“重走史圖博之路”的旅德學者高紅,此次是第四次重走史圖博在海南所走過的路,作為史圖博《海南島民族志》原著的中文翻譯者,她說最為困惑的是,史圖博書中提到的眾多村莊如今早已改名,由于沒有村志沒有族譜,難以一一對號入座,所以當年史圖博所稱最為典型和特別的村子,有些已難以考證和確認。記者 彭桐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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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辦《長春日報》 籌3千元經費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9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92.htmMon, 24 Mar 2014 17:08:05 GMT清宣統元年出版的第十三號《長春日報》。

辛亥革命前,不少革命黨人來到長春從事革命活動。他們不僅建立革命組織,準備武裝斗爭,還創辦了《長春日報》,用輿論喚醒民眾,宣傳民主思想,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秋,被譽為“關東三杰”的同盟會員蔣大同、商震、陳干受同盟會遼東支部委托,相繼潛入長春,分散到學界、警界、商界中活動,準備在條件成熟時發動武裝起義。他們首先聯絡已在長春的同盟會員齊希武、徐竹平、周普生、左雨農等人,以旭東洋燭皂胰公司為活動點,成立了同盟會長春支部。為宣傳民主思想,喚醒民眾,隨后蔣大同聯系高鴻飛、齊希武、周連中、劉廷元等同盟會員籌辦《長春日報》,得到長春紳商畢維垣、周裕臣等39人的支持,籌集到3000元辦報經費。1908年11月10日,蔣大同、高鴻飛等向吉林西路道遞交了《高鴻飛等集股開辦〈長春日報〉給西路道文》,指出:“國勢之擴張,全在民智之發達,尤憑報紙之鼓吹。”道臺陳希賢批示由長春府查明情況,再行核辦。由于未能得到及時審批,1909年1月10日,蔣大同等人再次提出申請,強調:“世情雖變,同胞貴有同心;時勢多艱,外患恐成內患。前此,日報之撥弄是非,俄報之淆亂黑白,幸當時無甚大變動。非然者,其禍將不知伊于胡底。”憂國憂民,急于喚醒民眾的心情躍然紙上。2月,陳希賢正式批準試辦《長春日報》。

宣統元年(1909年)4月3日,《長春日報》正式創刊。報社為股份制性質,招股總額1萬元,地點設在長春東關鐵嶺屯。報社主要出資人地方士紳畢維垣擔任名譽總理,劉英作為畢維垣的代表任總理,劉廷元任發行人兼總編輯,同為同盟會員的魏毓蘭任主編,李懋勤任編輯,蘭錕和周連中任記者,杜桂庭任書記員。當時,著名的安徽革命黨人熊成基在發動安慶起義失敗后潛入長春,籌劃東北反清起義,也化名“張建勛”在報社兼任編輯和校對。報紙每日出版,星期日停刊。豎排鉛印,設有“宮門抄”、“白話論說”、“諭旨”、“商界大觀”、“本埠新聞”、“要聞”、“東三省新聞”等欄目,主要刊登重要新聞、皇帝諭旨、朝中大事等新聞和評論文章。報社人員多為同盟會員,報社實際就是同盟會長春支部的總機關,領導人為蔣大同和熊成基。報社實際由兩部分人組成,畢維垣、劉英一派想把報紙辦成報道地方新政和鼓吹預備立憲的地方政府喉舌性報紙,而劉廷元、魏毓蘭等人則想將報紙辦成同盟會長春支部的機關報,這樣在辦報宗旨和報道內容上就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對立。4月中旬以后,報社內兩派的矛盾迅速升級。

長春市檔案館收藏的宣統元年(1909年)4月17日出版的第十三號《長春日報》,在“白話論說”欄目發表了由蔣大同、魏毓蘭撰寫的文章《俄人之經營哈爾濱》,文中寫道:“不論人家怎么樣,自己硬往里插腳,插進腳去就做主人。”咸豐年間,“他們的西伯利亞總督,領著兵,越了界”。“我們派的大臣奕山是個軟弱無能的糊涂人,所以這《璦琿條約》就把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那些土地全丟了。以后,俄國人更是得一步進一步,占了我們西北的伊犁”。“《中俄改訂條約》,光緒七年辦得不好,《中俄密約》,光緒二十二年上訂得更壞。二十四年上又借給他們旅順、大連灣,從這里他們更狂氣。所以頂到現在,我們的昂昂溪,做買賣的得給他們納稅。我們的哈爾濱,他們要在那里設立市場。不但這個,烏蘇里江的江防權,他們也要干涉。將來大局,真是不堪設想”。激烈反對外來侵略的言論,引起俄國方面的強烈不滿,俄國駐長春領事館官員拉弗洛甫向吉林西路道遞交了照會,聲稱《長春日報》的“此等議論,……破壞了兩大國之睦誼”,要求長春地方政府“通知該報館編輯,以后勿再登載此等議論”。

道臺陳希賢等從當時形勢考慮認為不便公開指斥,便在暗中向畢維垣和劉英施加影響,要求報社自行約束。蔣大同、魏毓蘭、熊成基等同盟會員對此進行了堅決抵制,從此畢維垣、劉英與同盟會黨人之間的沖突公開化。尤其是劉英,“既窺圖社長之位置,又竊慕主筆之名望”,便借俄國交涉之機鼓動畢維垣撤銷《長春日報》,改刊白話報,將同盟會員全部趕出報社。得到畢維垣的同意后,5月18日晚,在事先沒有向報社其他成員通報和協商的情況下,劉英代表畢維垣對報社全體成員宣布:報紙自四月一日(5月19日)起停刊,隨即“將印報機四旋轉輪私行拆去”。

畢維垣、劉英的行徑,遭到報社內同盟會成員的堅決反對,他們繼續留在報社內堅持斗爭,力爭復刊。劉英一看解散不成,又攜帶手槍到報社尋釁滋事,并指使20多人手持繩子棍棒闖入報社,污辱李懋勤,私自將李懋勤抓到警察局,同時將社長劉廷元和編輯蘭錕圍困社中。在帝國主義的干涉、清政府的壓力和經費困難的重重打擊下,創刊不到兩個月的《長春日報》被迫停刊。

清末創刊的《長春日報》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同情支持反清斗爭,成為當時宣傳民主思想的輿論陣地,在長春乃至吉林省的新聞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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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菜有菜叫"平地一聲雷" 抗戰時易名"轟炸東京"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87.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87.htmMon, 24 Mar 2014 17:07:33 GMT山西有一種用白土炒制的面食,叫炒粸(方言,讀qí),也有人叫粸子豆。炒粸是把面切成指甲蓋大小的面疙瘩,用一種白土炒熟制成的。運城、臨汾、長治等地的一些縣市有這種小食品。以前有人遠行時,總會帶上點這種食物,胃不舒服的時候,嚼幾顆,便舒暢了。這種白土,俗稱“觀音土”。白土是堿性的,正好中和過多的胃酸。晉南不少地方的水堿性大,人們胃酸多,正好酸堿中和,離開故土,這種平衡便被打破了,這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吧。每每出現胃部不適時,人們懷鄉的情緒便濃烈起來,莫不感嘆:還是在家喝碗小米粥,就點咸菜舒服啊!

思鄉,就這么從胃開始了。

驢行馬馱的時代,若是離家千里萬里,若是胃開始抵觸異鄉的味道,又沒法回到家鄉,那么唯一的辦法,就只能是做些故鄉的飲食,聊以安慰吧。

1 平地一聲雷乾隆點了贊

晉菜中有一道菜叫“平地一聲雷”,曾是唐代御膳,與唐代名將薛仁貴有幾分關系。河津民間相傳,薛仁貴(戲曲里演繹為薛平貴)從軍一別18年,柳英環(戲曲里演繹為王寶釧)苦守寒窯,一日米盡,以鍋巴菜湯泡食。后薛仁貴還家,夫妻終得團聚,柳英環苦盡甘來,受鳳冠霞帔,不再為三餐發愁,卻總惦念鍋巴的滋味,遂制成菜,傳于民間,人們便起了個響亮的名字,喚作“平地一聲雷”,倒也貼切。

鍋巴是“平地一聲雷”的烹飪主料,古代多稱焦飯,指用小米熬粥時鍋底焦煳的部分,現在則多用大米、黃豆、小米等原料經過淘、煮、蒸、拌、壓、切、炸等環節制成。運城人愛吃鍋巴,也愛做鍋巴,產銷量占到了全國的三分之二,可見,平地一聲雷這道菜的出現并非偶然。

不過,讓這道菜名聲更隆的是乾隆皇帝。

清初,晉商已經是商界一支勁旅,腳步遍及五湖四海,山清水秀的蘇州、無錫等地更是成為晉商要地。乾隆年間,在蘇州的晉商建起了全晉會館,離鄉的山西人自然要先讓故鄉的味道填滿自己的胃,聊慰思鄉的苦。平地一聲雷也隨之扎根江南,被當地不少餐館效仿。

乾隆爺喜歡江南的秀美,有事沒事就下江南走走。乾隆三下江南時,在一家飯店用餐,店家將鍋巴經油炸酥,再用蝦仁、熟雞絲、雞湯熬汁,送上餐桌后將汁澆在鍋巴上,頓時吱吱聲響、陣陣香濃。這吃法,這動靜,這味道都讓這位爺大感稀奇,試想想,平日在宮里,誰敢整出這動靜,搞不好整個弒君的罪名,就算不死,怕也得承擔沖撞圣駕的責任。

微服私訪的乾隆品嘗了這特別的菜后,稱贊此菜可稱天下第一。金口點贊,自是身價倍增,從此穩坐“天下第一菜”之名,不僅進入宮廷,還成為蘇菜代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移至成都,平地一聲雷,又變為鍋巴肉片,易名“轟炸東京”,成為四川名菜。


2 除夕夜營業,“都一處”揚名

飲食,不僅可慰思鄉情,很多時候還是一種生存的技能,謀生的手段,甚至可闖出一番事業。

還是在乾隆年間,一位叫王瑞福的山西人到北京做生意,在前門外大街擺了一處小攤,最初規模也就如同現今路邊的早點小攤一般。慢慢地靠著勤謹,王瑞福用了四年時間蓋起了一幢門臉小樓,賣賣煮花生、玫瑰棗、晾肉、燒餅、豆腐之類的小菜。生意從早點攤做到了小飯館,店主人一如既往地起早貪黑地經營小店。一日,勤快的店主終于好運臨門了。

據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乾隆皇帝下通州私訪,回京經永定門來到前門一帶,正是除夕,眾多店鋪早已關門上板,辭舊迎新了。只有王瑞福開的這家飯鋪仍在開門營業,乾隆便與隨從進了店。開店做生意,自然是笑迎八方客,就算除夕也不能把客人往外推。且來人器宇不凡,王瑞福自不敢怠慢,于是把店中的好酒好菜都一齊端上桌來,還親自在一旁斟酒伺候。

酒過三巡,飯過五味,其中一位客人問店家:“這小店叫什么名字?”王瑞福趕忙回答:“小店沒有名字。”此刻夜色已濃,鞭炮聲此起彼伏,客人不免感慨:“這個時候還開門營業,京都只有你們這一處了,就叫‘都一處’吧”。沒過幾天,幾個太監送來了一塊虎頭匾,王瑞福這才知道那日來的人是乾隆皇帝。

從此,這塊御賜牌匾變成了金字招牌,成就了如今北京“都一處”燒麥館的百年基業。

皇帝的親筆御書固然是可以令其聲名鵲起,但要能讓買賣做得長久,卻不能單單靠一塊招牌。“苦不苦,撐船打鐵磨豆腐”是一句山西人常說的民諺。昔日山西人能吃苦,幾乎家家都會磨豆腐,是北方豆腐的發源地。豆腐是百姓的家常之食,更成為山西人的致富門道。

過去的晉商中,有不少人走出山西后,就是靠著豆腐生意一步一步做大的。喬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其創業始祖喬貴發、曹三喜、王實皆是磨豆腐起家。而且曹家的豆腐在東北還做成了一個品牌,成為清代宮廷必不可少的一味,就連慈禧當年也點名要曹家送豆腐進京。

晉商曾經的輝煌里,也有份故鄉的味道。


3 胃是最頑固的,人越老越懷鄉

每每看到懷鄉的文章或是論壇里的帖子,提到思鄉情,免不了把家鄉那些吃食羅列一番,引得人垂涎三尺,便越發地懷念,然后找一家酒館,要三五個家鄉菜,燙一壺酒,酒足飯飽后,還要感嘆一番,這味道比家里的還是要差些啊。所以,這世界上最難做的菜是家常菜。真正在每個人的胃里留下烙印,變成基因遺傳的是家常味,是母親做出來的味道。

胃,是人體中最頑固的一個組織,它有記憶味道的能力,且代代相傳。

作家阿城說,所謂思鄉,基本是由于吃了異鄉食物,不好消化,于是開始鬧情緒。這都是因為蛋白酶在作怪。人從兒時開始,胃里分泌的那些蛋白酶往往決定了你今后的幸福指數。

劉曉慧是一位美食自由撰稿人,在網上開著博客,主要介紹家鄉美食,她是山西人,大學畢業后與同為山西人的丈夫留在了蘇州。雖說,江南多美味,可還是難敵家鄉味。她總是禁不住地想媽媽做的菜,想山西的地方風味小吃。胃中蛋白酶開始作怪,心情自然也會隨著有反應。于是,她開始在蘇州做起了山西飯,面食、菜品、小吃……不僅僅做自己老家交城的吃喝,范圍還擴展到了山西各地的風味美食。“‘平生最識江湖味,聽得秋聲憶故鄉’。無論身在何方,故鄉永遠是令你魂牽夢繞的地方,故鄉的美食永遠是你心中最美的滋味。”劉曉慧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道,“滿足自己食欲的同時,也給所有的家鄉游子以視覺上的享受,心靈上的慰藉,也為讓更多的朋友了解山西的飲食風情,可以走進山西、品味山西!”

如今,她已經在博客中寫下了百余道山西地方美食,不僅圖文并茂,而且融入了歷史故事,博客的點擊量達到了七百多萬次,不少身在異鄉的山西人喜歡從她的博客里學習幾道家鄉菜,滿足一下胃的思鄉情。

老人們常常教育小孩子不要挑食,道理就在于你要盡可能早地,盡可能多地吃各種食物,長大后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什么都吃得,什么都能消化。自然界里有一種有洄游習性的魚類,出生后便一路前行,但是到產卵時,卻一定要回到原來的地方,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

人的胃,似乎也有些洄游習性,年輕時,可以游走四方,嘗遍天下,可是年紀越大便越懷念家鄉的味道。

本報記者 李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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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非孫中山原話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7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72.htmMon, 24 Mar 2014 17:07:12 GMT“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非《國事遺囑》原句 此后每遇活動念遺囑成首道程序

孫中山遺囑 汪精衛草擬?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非《國事遺囑》原句 此后每遇活動念遺囑成首道程序

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在北京簽署《總理遺囑》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這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言并非孫中山先生的原話,而是從他的政治遺囑中提煉出來的。89年前的今天,即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先生在病榻之上簽訂了遺囑,并于次日去世。這份遺囑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簽署的?究竟是不是孫中山本人所寫呢?

背景 抱病北上,共商國是

1924年10月23日,直奉大戰如火如荼,馮玉祥揮師返京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并于10月25日,發出電報,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以便“主持大計”。不久孫中山便致電馮玉祥,告擬即日北上入京,并于11 月13 日由廣州啟程。途徑香港、上海,中途轉道日本,于12月4日抵達天津。

到達天津當晚,孫中山“寒熱遽作, 肝胃區疼痛”,德、日醫生初步診斷為感冒兼胃病,后又疑為膽囊炎。在天津的27 天中,孫中山的病痛雖經治療,但沒有任何起色。出于治病的需要及各方催促, 12 月 31 日,孫中山扶病入京,下榻北京飯店。

1925 年1月2日,經美、德、俄及北京協和醫院共 7 位醫生會診,孫中山被認為“患有肝部慢性發炎及肝部腫脹之急性病”。當時,協和醫院的美國醫生建議用外科手術探查病狀, 孫中山未允。

1月21日,他“體溫升降忽失常度, 脈搏亦陡異”。23日,孫中山眼球出現黃暈,德國醫生診斷為“肝臟之膿漸侵及他部” ,于是,中、美、德眾醫生共同商量手術方案。24 日,狀況更為糟糕——孫中山已不能進食,進食就嘔吐,體溫也升高。經醫生及家屬、同志力勸至26 日,孫中山才入協和醫院接受手術割治。

手術結束后, 國民黨特聘之俄國醫生即向國民黨幾位要員報告:“先生近日手術結果, 肉眼所見系患肝癌, 此病外國之新科學亦挽救乏術。”

出院后,即住進鐵獅子胡同5號(今張自忠路23號)的外交總長顧維鈞宅中。

隨著孫中山病情的惡化, 訂立遺囑已成當務之急。


訂立 說法有三,各不相同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一書對不同當事人關于遺囑訂立所持的說法進行了羅列, 但未作更進一步的考證和取舍。其實,就在孫中山簽署遺囑不久后,相關當事人就對遺囑的訂立過程產生了不同的說法, 主要有三種說法:

1.汪精衛臨時草擬說

1925 年 2 月 24 日,汪精衛同孫科(孫中山之子)、宋子文(宋慶齡之弟)和孔祥熙(宋靄齡之夫) 4人一起到孫中山病榻前請求訂立遺囑。

由于三個說法中汪精衛都是最直接的當事人,“臨時草擬說”便是根據其在《“接受總理遺囑并努力履行之” 提案》所作的說明而產生。

他(汪精衛)說:“去年一月一日先生由天津進京時吩咐過幾句話, ‘他積四十年革命之目的,是求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除這句話以外,先生此時還對我說明革命的方法,要特別注重兩點:第一點是喚起民眾;第二點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聽了他這幾句話,就馬上把它記下來,因為時間緊急,又在他面前寫起的緣故,所以所寫的字,很是草率。讀給先生聽過,他點頭道:‘好呀’……我們原想即時就請總理簽字的,但孫夫人在房外, 正在哭聲很哀,總理就說:‘你且暫時收起來罷,我總還有幾天的生命的。’我們因此不敢再請總理簽字,就把這張遺囑折好,放在衣袋里,退了出來,隨即到政治委員會報告。”

汪精衛在這番說明中,給人一種他在孫中山病榻前臨時草擬遺囑的印象。

2.汪精衛提前擬定遺囑說

孫科是訂立遺囑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之一。 據他回憶, 在孫中山談及遺囑要說些什么時, 汪精衛答曰:“我們已草就一稿,想讀給先生聽,先生如同意,就請簽字; 如不贊成,則請先生口述他語,我可筆記。”于是汪精衛乃將預寫之遺囑稿逐字讀之。“先父甚感滿意,這就是現在的《國事遺囑》。另備有《家事遺囑》一紙,讀罷,亦表滿意,惟尚未簽字。”

3.孫中山口授說

根據何香凝(廖仲愷遺孀)的憶述,以及《向導》周報關于孫中山病逝后的北京通訊,都說遺囑是孫中山在病床上口授,由汪精衛當場筆錄。何香凝說:“記得是二月二十二日,我們和孫先生談立遺囑的事,到了二十四日,遺囑已經全寫好了。預備的遺囑共有三個,一個是國民黨開會常念的那個,由孫先生口述,汪精衛在旁筆記的;還有一個是寫給蘇聯政府的,由孫先生用英文說出,由鮑羅廷、陳友仁、宋子文、孫科筆記的。”

何香凝在《對中山先生的片斷回憶》一文中也提到:“孫先生……臨死前寫了三封遺書: 一致國民黨人;一致蘇聯友人;一致孫夫人。致國民黨人的那一份遺囑,是由孫先生口述, 汪精衛筆錄的。”

無論訂立過程如何,1925 年3 月11 日, 孫中山于逝世的前一天在遺囑上簽了字。


內容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非原句

遺囑分三份,一份總結40年來革命成果,并為日后的革命指明方向,即《國事遺囑》;一份交代身后家事,即《家事遺囑》;還有一份《致蘇俄遺書》。一般提到《總理遺囑》多指第一份《國事遺囑》。

《國事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 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文 (三月十一日補簽)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筆記者 汪精衛

證明者 宋子文 邵元沖 戴恩賽 孫科 吳敬恒 何香凝 孔祥熙 戴季陶 鄒魯

其中“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一句,經過提煉,便成為了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孫中山去世后,只公布了《國事遺囑》和《家事遺囑》,《致蘇俄遺書》原件轉給了蘇聯政府。國內歷史檔案中僅保留有中譯本,始終沒有找到英文原件。2009年中俄友好60周年活動期間,俄羅斯政府委托俄中友好代表團,將原蘇聯檔案中找到的孫中山先生親筆簽字的英文《致蘇俄遺書》原件帶回中國,贈送給北京宋慶齡故居。

影響 恭讀《總理遺囑》成各種活動第一道程序

孫中山遺囑的訂立對國民黨來說是一件大事, 這從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人對待遺囑的態度就可以看得出來。

孫中山逝世后兩個月, 即1925 年 5月24 日,國民黨召開第一屆中執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接受了孫中山的遺囑;5 月25 日, 進一步接受孫中山遺囑為訓令。

1926 年1 月 4 日,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又將接受孫中山遺囑作為專門的一項議程。全場代表一致無異議通過后,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提議,在接受遺囑案之下,添加“凡我黨員,如有違背遺囑或曲解遺囑者,作叛黨論罪”字樣。雖然有代表對此持有不同意見, 但在表決中還是以大多數代表同意獲得了通過。在一定意義上, 孫中山遺囑具有了約束黨員的法律效力。

國民黨專政期間,“恭讀《總理遺囑》”成為許多集會、會議與典禮開始時的制式程序之一。1926年6月18日的《廣州民國日報》就有一則關于《影戲院開幕前,須先映總理遺像遺囑》的通告。

然而凡事總有特例。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張東蓀早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當時學校有一個慣例,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東蓀對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文/楊城

參考文獻

《中山全書》、《孫中山遺囑產生經過》、《<總理遺囑> 簽字紀實》、《汪精衛在國民黨“二大” 會議上說明接受孫中山遺囑經過記錄》、《八十述略》、《雙清文集》、《對中山先生的片斷回憶》、《總理事略》、《中山先生遺囑的起草經過》、《中山先生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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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朱光潛等創辦《一般》雜志 豐子愷任美編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64.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64.htmMon, 24 Mar 2014 17:05:51 GMT1925年創立的上海江灣立達學園,上海教育史上的一個異數。這個由匡互生、豐子愷、朱光潛等趣味相投志愿相同的人,共同創辦的中學,不叫中學稱學園,他們是將學生當作花園里的花卉,來灌溉培育了。

翌年3月,立達學園教員成立了立達學會,會員有劉大白、豐子愷、夏硏尊、陳望道、周建人、鄭振鐸、方光燾、周予同、夏衍、關良、朱自清、朱光潛、黎錦暉、葉圣陶、胡愈之、李石岑等。同年9月,學會出版刊名為《一般》的雜志(月刊)。

從1926年9月至1929年12月 (中間曾停刊4個月),《一般》雜志前后延續三年多。主干(主編)前期是語言學家方光燾,后期夏硏尊。每冊二角,每冊178頁,開明書店發行。

說《一般》雜志一般,真的很一般。

它是一份面向一般人 (當然也包括中學生)的同人雜志或學人雜志,基本作者都是立達學會會員。它的誕生號(創刊號)第一期,發刊詞是一段對話,寫得通俗、親切、自然,像拉家常一樣。

說不一般,它的作者可謂群賢畢至,星光燦爛。如第一期小說有葉圣陶《遺腹子》,夏硏尊的《長閑》,孫福熙《不死》,還有周建人等人寫的文章。此后,茅盾、郁達夫、章克標、胡愈之、朱自清、黎錦暉、劉薰宇等,均有作品發表。

豐子愷作為雜志的美編,每期扉頁都有他一幅風格獨特,情趣盎然的漫畫,文章的開頭和結尾的空白處,也有他的題頭畫和補白式的小漫畫,使得雜志彈眼落睛,透氣不沉悶。豐子愷又是散文高手,偶爾也在《一般》登臺亮相,清新雋永的文字,別有一番韻味。

創始人之一的朱光潛,學園創建后去了英、法留學,身在異國,他仍眷顧《一般》,從1926年11月到1928年3月,先后在《一般》雜志上發表了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與中學生談讀書、修身、作文、社會運動、愛戀、哲理等,引起廣泛注意。后結集出版,此書至今仍在印行,成為經典。

《一般》沒有辜負一般人的期望。無論文章的質量、插圖、裝幀,都堪稱上乘,即便是補白,長文章空出來的部分,設計上用長方形的框子框起來,或放小詩,或登短文,也蠻登樣的。寫補白的也絕非等閑之輩,如有一段時間,戲劇家趙景深的補白尤多。

《一般》強調編讀互動,它的一篇篇編輯后記,本身就是一篇按現在的說法,是帶著小資情調文字優美的散文。

心系一般的讀者,追求不一般的品質。恰如《一般》雜志的編者于“后記”所云:“起初是人拼命地要辦雜志,后來雜志要辦得人拼命。”

憑著這種對讀者負責的“拼命”精神,像滾雪球一樣,《一般》雜志從為人知之不多,到打開了銷路,國內發行遠達邊陲新疆內蒙古,國外銷往日本朝鮮及歐美。“天下誰人不識君”?對此,編者也在“后記”里表達了謝意:“本?繼續出版后,銷數激增。同人等深深感謝同情的讀者諸君,此后當更努力以副(符)雅望。”

一個占地二、三十畝的立達學園,竟然聚集了這么多的文化精英,辦出了一流的雜志。盡管只存在三年多,但影響深遠,后來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雜志,承襲了《一般》的衣缽。王堅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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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設計者蒯祥:有天賦 能以雙手握筆同時畫龍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6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62.htmMon, 24 Mar 2014 17:05:29 GMT外城南面正中的永定門是中軸線的起點,終點在皇城北門外的鐘、鼓樓。全城最宏大的建筑和空間都安排在這條軸線上,其他各建筑物也都依這條軸線做有機的布置和配合,且左右對稱,整個設計和布局形成一個完整和諧、前所未有的巨大建筑群。“無以壯麗,無以重威”。

說到天安門,人們自然會問,這樣一座舉世聞名的經典建筑是由誰設計的呢?設計者究竟是一位怎樣的人呢?關于天安門城樓的設計者,大多數人公認的是蒯祥。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帶著疑問,筆者專程去了一趟位于太湖之濱的蘇州香山。經過查閱歷史檔案和相關資料考證,筆者也認為天安門的設計者應該是蒯祥。

蒯祥,生于明初洪武年間,為江南蘇州府吳縣香山人。蘇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濱,自古以來就以出建筑人才而聞名,史書上就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記載,天安門的設計者蒯祥的父親是當地很有名望的工匠,是一位技術熟練、經驗豐富的木匠,曾被推為工匠、督工考成的“木工首”。蒯祥從小深受父親的影響,對營造有濃厚的興趣。由于他勤奮學習,刻苦鉆研,鍥而不舍,因而學有所長,30多歲的時候即“能目量意營,準確無誤”,“指揮操作,悉中規制”,是位造詣很高的能工巧匠。永樂(1403年-1424年)年間,“能主大營繕”,蒯祥是當時的能工巧匠之一,參加了營建南京和北京的偉大工程。

《憲宗實錄》記載,蒯祥“以木工起隸工部,精于工藝”。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朱棣皇帝大規模營建北京城池宮殿時,要求新建皇宮從規模氣勢到精致程度都要超過南京的明皇宮,并在全國征召能工巧匠,于是蒯祥同大批能工巧匠作為明成祖扈從隊伍的成員,從南京來到北京。這種扈從身份,說明他當時已經以技術精湛而得到皇帝的賞識,具有一定的社會聲望了。因為蒯祥技術高超,有“巧匠”的美譽,所以被選拔為重大建筑的設計師,參與了營建北京的偉大工程。永樂年間,由于蒯祥的年齡還不大,資歷尚不深,所以就名望而言,比起老工師蔡信、楊青,還是稍遜一籌。可是由于他技藝超群,在營造中充分發揮出建筑技藝和設計才能,很受督工(建筑師)蔡信等人的重用。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皇宮宮殿、承天門相繼落成,蒯祥便被提升為工部營繕所丞。明朝人所繪制的《北京宮城圖》中,就有蒯祥站在紫禁城前的畫像。

在北京宮殿的營建中,先后涌現出許多著名的工匠。除工于設計的督工蔡信、瓦工出身的楊青(官至工部侍郎)外,還有與蒯祥同時代的著名雕刻石匠陸祥等。

蔡信是明初著名設計大師,在北京宮殿的營建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由于他工于設計,指揮得當,在那些身懷絕技的工匠中有很高的威信。楊青出身瓦工世家,頭腦靈活,善于思考,精于測算,對于施工用料和建筑布局都能計算得十分精確和周密,用工用料的使用和調度得心應手。在北京宮殿的初建階段,蔡信和楊青二人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們當時都年事已高,而蒯祥正值年輕力壯,又工于計算和繪畫。在蔡信、楊青去世后,大量的皇家工程便都由蒯祥主持。

蒯祥不僅對木工技術純熟,還有很高的藝術天賦和審美意識。據記載,蒯祥能以雙手握筆同時畫龍,合二為一,一模一樣,技藝可謂爐火純青。他不僅精敏聰慧,巧思善圖,而且能目量意營,準確無誤;指揮操作,悉中規制。營建宮殿樓閣時,他只需略加計算,便能畫出設計圖來,待工程完畢后,建筑與設計圖樣大小尺寸分毫不差,就連明憲宗皇帝也很敬重他。 賈英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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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的周末夫妻房:先申請后交費 自帶被褥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59.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59.htmMon, 24 Mar 2014 17:05:13 GMT延安,曾是一個被賦予了很多色彩和使命的名字。延安,有它的偉大崇高,也有它的“柴米油鹽”。

在延安住房比較緊張,一般教師是一人一孔窯洞,學生則是擠在一起睡火炕通鋪,伸直了腿挺著睡,翻身都很困難。陜北地區降水較少,水源也不豐富,洗浴幾成奢侈,虱子、跳蚤之類的寄生蟲比較多。

在延安,因為住房比較緊張,沒有條件供結婚后的夫婦單獨居住。平時男女雙方在各自單位或學校的宿舍,每到星期六團圓一次,先申請后交費,住在專門臨時騰出來的十幾孔窯洞,“屋里只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五毛錢”。 (摘自《文史精華》 薛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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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之女談家風:父親嚴令"誰要經商打斷腿"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53.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53.htmMon, 24 Mar 2014 17:04:38 GMT一身素雅,短發顯出別樣精干。語速很快,聲音不大卻透露著不容置疑。

站在父親李先念的照片面前,別人都會覺得她和她父親長得很像。剛結束全國“兩會”,李先念之女李小林便回到故鄉紅安。14日,在李先念故居紀念園,她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這是我們的家風:“誰要經商,打斷你們的腿”

李先念主管國家經濟工作26年,但他不允許自己的兒女經商。

談到這個話題,李小林笑了笑說:這沒什么好說的,就是父親的一貫風格。

她回憶,改革開放后,李先念有一次在飯桌上對孩子們嚴厲地說:“你們誰要經商,打斷你們的腿。”時至今日,李家的4個子女沒有一個人下海。

李小林說:“父親教育子女非常嚴格。他對外人比我們寬容。父親就是要求我們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要去追求當官,不能賺錢,更不需要出名,把工作做好就行了。這就是我們的家風”。

她和丈夫劉亞洲,都記住了老人的話。“不讓兒女經商,我們做到了。”

父親影響了我一生:“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

如果不是父親的建議,李小林或許是一名醫生。

李小林說,自己曾憧憬長大后當一名醫生。父親幫她分析說:“想法不錯,但是你從小就膽小,整天面對流血,你可以勝任嗎?得好好考慮考慮。”

李小林是李先念和林佳楣最小的女兒。她覺得,父親對自己的愛是深藏心底的。

后來,她又想學外語。父親說:“你干什么我都不反對,但你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

李小林從武漢大學外語系本科畢業后,進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當了一名普通翻譯。33年來,除了赴美攻讀碩士、出任兩年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外,她一直工作在對外友協的崗位上。正像父親希望的,她要把這一行干好。


見證武漢的變化 “城市感覺越來越美”

1972年至1975年,李小林在武漢大學學習外語。在這里,她收獲了學業,也收獲了愛情。她和丈夫劉亞洲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并相戀的。

回憶起在武漢讀書的時光,她說,武大是一座非常美麗的校園,值得一生記憶。她記得,每到櫻花開放的季節,珞珈山就是花的海洋,芳香四處彌漫。

直到如今,家鄉是她最牽掛的地方。因為來的次數太頻繁,她親眼見證著武漢的變化。

“道路越來越通暢,城市感覺越來越美。”她這么形容。

永遠割舍不下紅安 牽線讓鄉親們富起來

李小林的履歷表中,籍貫一欄填的是湖北紅安。

這個在武漢出生的姑娘,對紅安有著永遠割舍不下的感情。

2004年,李先念故居紀念園動工興建,如今基礎設施基本完工。幾年來,她幾乎每個月就要過來一趟,“來了100多次了。”她笑著說。

李小林認為改變家鄉落后面貌要從改變觀念入手,要有好的帶頭人。2006年開始,她多次組織當地農民遠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培訓,學習管理、旅游、法律、農村產業經濟等。

她也不斷牽線搭橋,希望更多企業到紅安投資,但不能以犧牲環境盲目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她覺得,不僅要弘揚老一輩的革命精神,還要幫老百姓辦實事,讓鄉親們富裕起來,生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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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曾贈送毛澤東一副油畫 毀于"四八"空難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4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42.htmMon, 24 Mar 2014 17:04:08 GMT畢加索曾托鄧發把一幅油畫帶給毛澤東,以表達對延安的敬仰之情。這幅油畫卻毀于“四八”空難。“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的夫人李佩是少數知情人之一。

據李佩講,她因出色地組織了許多重大社會活動,加之一口流利的英語,被選中代表中國婦女在國際大會發言。這次大會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插曲。李佩見到了當時來巴黎參加國際工會的鄧發,鄧發說繪畫大師畢加索要見他,以對傳說中的延安表達敬仰之情。“我只是記得,畢加索讓鄧發帶一張畫送給毛主席,鄧發還拿著畫讓我看了一下。”

但不幸的是,鄧發回國后,1946年4月8日,與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一起乘坐美式運輸飛機返回延安。因氣候惡劣,飛機迷失方向,于下午2時左右在晉西北興縣東南80里的黑茶山遇霧撞山,機上17人全部遇難。那幅珍貴的油畫也從此消失。(綜合《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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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門設計者蒯祥為人恭謹正直:出門從不坐轎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2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22.htmMon, 24 Mar 2014 17:02:35 GMT蒯祥不僅具有精湛高超的建筑技藝,而且人品也很受眾人稱贊。盡管他官職很大,但是他仍為人恭謹正直,儉樸如初,就連出門也從不坐轎。到了晚年,雖然他已經主動辭官隱退,但每當有營造工程向他請教時,他還是熱心指導或親臨現場。

“金鳳頒詔”

天安門是明、清兩代皇家舉行盛大典儀和重要活動的地方。天安門只在遇有皇帝親征和大將出征要在天安門前祭路、祭旗,皇帝發布重要文告,以及皇帝舉行登基、大婚等盛大慶典時,才啟用天安門。除此,天安門是常閉不開。

“金鳳頒詔”是明、清時期在天安門舉行的最為盛大的典儀之一。頒詔分“登極詔”和“頒恩詔”兩種。前者是老皇帝死后,繼位的新皇帝于當天將繼位原因和日期向全國宣告;后者是將冊立皇后等重大慶典之事向全國宣告。宣告的文件稱為“詔書”。詔書是用兩尺寬兩丈長的硬黃紙,邊上飾有金龍、紙內寫明詔令之緣由和條款。

在清代,詔書前半部為漢文,后半部為滿文,末尾鈐皇帝玉璽,再將它卷成4寸(約13厘米)粗,3尺(約1米)長,外用金龍云紋之黃緞包袱皮包上,橫供于黃架上,并由禮部尚書把它領至禮部,謄抄若干份,分發全國以便向人民宣告。

頒詔儀式由太和殿始。頒詔當天,禮部鴻臚寺官員預先在太和殿內東側設一張放詔書的黃案,并在丹陛正中設一張黃案。同時,禮部在午門外設龍亭和香亭,工部在天安門城樓垛口正中設金鳳臺,在天安門城樓東第一間設宣詔臺,并準備好“金鳳朵云”(漆成金黃色的木雕鳳凰和雕成云朵狀的木盤)。奉詔官(捧接詔書的官員)和宣詔官(宣讀詔書的官員)等人穿戴整齊,事先恭候在那里。

詔書一般先由皇帝頒發,頒詔儀式開始,內閣學士穿朝服,恭恭敬敬地捧著詔書,安放于太和殿東側的黃案上。皇帝蓋上御璽后,經過一套煩瑣的禮儀,然后由禮部尚書在太和殿用云盤承接詔書。這時文武百官均已按官階高低在外金水橋南排隊肅立。

禮部尚書奉詔后,捧出太和殿,再放置在午門外有人抬著的龍亭里。然后在鼓樂、儀仗及文武官員的護送下,出太和門、午門、端門,前往天安門城樓。奉詔官行一跪三叩禮后,將詔書捧到宣詔臺黃案上。宣詔官登臺面西而立,宣讀詔書。因高高在上,又很“神圣”,聽起來仿佛天音一般。這時,在天安門下金水橋南,文武百官和那些充當百姓的“耆老”,按官位序列依次列隊面北而跪,行三跪九叩大禮,以謝“皇恩”。


詔書讀完,由奉詔官把詔書卷起,放在一個形似“云朵”的木盤內,來到城樓垛口正中的“金鳳”前,將詔書銜放在“木雕金鳳”嘴里,再用黃絨繩懸吊“金鳳”從天安門垛口正中徐徐降下,以示天子帝王之命由金鳳凰乘云朵自天而降人間。這時,早已有禮部官員托著云盤在下面跪接。金鳳嘴里的詔書正好落在“云盤”里,此舉稱為“云盤接詔”。

接詔后,詔書仍要放回天安門前的龍亭內,然后由黃蓋(黃色傘蓋)、儀仗、鼓樂為前導,浩浩蕩蕩抬出大清門,送往禮部衙門。

這時,禮部尚書早已從長安左門快步回到禮部衙署,率眾官吏在門前跪迎詔書,并將詔書安放在大堂內,恭列香案,行三跪九叩禮。隨后,用黃紙謄寫若干份,分送各地,頒告天下。這一整套儀式,史稱“金鳳頒詔”。清代毛奇齡專門寫詩形容此景:

雙闕平明煙霧開,

九重頒詔出層臺,

幡懸木鳳街書舞,

仗立金雞下敕來。

從詩中看出天安門“金鳳頒詔”別有一番景象,顯示了皇權至尊、君權至上。  賈英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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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周恩來指示保衛故宮 文物鎖倉庫避免浩劫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18.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18.htmMon, 24 Mar 2014 17:02:02 GMT這個世界上,為什么有北京和臺北兩個故宮?

為回答這個問題,日本記者野島剛花了5年的時間,奔走海峽兩岸,采訪了超過100個人,包括4位歷任臺北故宮的院長、1位北京故宮院長、1位南京博物院院長和1位沈陽故宮研究員。

5年后,他寫成《兩個故宮的離合》一書。書中沒有講述故宮的奇珍異寶,而是試圖揭開兩岸兩所故宮背后,復雜糾纏的文化與政治。

該書日文版,曾被《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推薦為“2011年最好看的書”;臺灣引進繁體字版后,引發強烈關注。近日,該書中文簡體字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野島剛是日本《朝日新聞》國際編輯部副部長。2007年,他被派往臺灣工作,長年采寫有關中華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資訊。

在野島剛眼中,故宮究竟是什么?近日,記者郵件采訪了野島剛。

周恩來指示:一定要保衛故宮

“故宮問題,一般來說,在中國大陸是以北京故宮為中心,而在臺灣傾向于以臺北故宮為中心。我作為日本人,對于大陸和臺灣,都能保持同樣的距離,這樣,能站在平衡的立場上來寫作。”野島剛說。

野島剛指出,造成兩個故宮主要源于三個變化:第一是清朝滅亡,第二中日戰爭,第三國共內戰。

在追訪故宮文物遷徙之路的過程中,野島剛收集到許多令人唏噓的故事。

1933年,故宮遷離北京時,國民政府發表聲明:故宮文物是數千年來的文化結晶,毀一件就少一件。國亡還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將永無補救。

1948年底,國民黨敗局已定,故宮文物被分批運往臺灣,負責此事的是時任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第二年,當杭立武即將坐上國民黨政府的最后一班赴臺航班時,張大千抱著近百幅敦煌臨摹壁畫趕到機場,要求與這批畫同機撤離。杭立武丟下自己的行李和黃金,將這些壁畫緊急裝上飛機。

在大陸,“文革”之中,狂熱的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叫囂要“燒掉故宮”,周恩來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保衛故宮。”于是故宮暫停對外開放,文物收藏被鎖進倉庫里,避免了在十年浩劫中毀于一旦的危險。


兩岸故宮哪個更好

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究竟哪個比較好?這是文物專家及愛好者爭論不休的問題。

野島剛在書中寫到,兩岸故宮基本收藏品形態類似,原本就是一個故宮,所以具有“互補性”。

臺北故宮的強項在于,比較完整地收集了宋代書畫及陶瓷器皿部分。而北京故宮,明清文物在質量上取勝。瓷器文化雖在宋代達到巔峰,但是明代的彩瓷、清代的琺瑯也是相當出名。此外,1949年以后出土的文物,臺北故宮付之闕如。

就博物館的建筑而言,北京故宮的展示場所是明、清皇帝的居所紫禁城,建筑物本身就被列入世界遺產;臺北故宮建筑在這點上與北京故宮無法相提并論。

但也有人說,“臺北有文物無故宮,北京有故宮無文物”。野島剛認為,這個說法有些言過其實。隨著失散海外的文物不斷回歸,加上考古新發現,北京故宮的收藏在不斷強化。

但他同時提到,北京故宮太大了,不像是博物館。“我希望有一天,北京故宮的建筑和文物能分開。”

野島剛說,臺北故宮雖在臺灣,但有趣的是,那里很難看到臺灣地方文化的任何片段。

北京故宮前院長提出設立“故宮學”

在野島剛看來,故宮不只是歷史象征,更含有政治意味。他曾采訪北京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鄭欣淼,鄭欣淼提出,“把故宮囿于美術領域是非常可惜的”,應該設立一個“故宮學”的專門學科,因為故宮涵蓋了歷史、建筑以及民族精神等課題。

“在臺灣,故宮的政治地位很高,蔣介石時代的故宮院長是他的幕僚,現在的院長是臺灣的部長級,而北京故宮是文化部下面的一個單位。”野島剛說,但不管在哪里,故宮都有政治地位,是政治外交領域重要的中心詞。

野島剛發現,公開資料中很難找到蔣介石對故宮的看法,唯有一次,在建設臺北故宮時,蔣介石對通過競爭選出來的年輕建筑師的設計方案不滿意,稱“沒有中華特色”,拒絕了他們的方案。

野島剛認為,兩個故宮是兩岸關系的風向標,“在我從2007年開始的采訪過程里,兩岸關系也在不斷變化,交流越來越密集”。

2009年2月,兩岸故宮院長在相隔60年后首度在北京故宮會面,野島剛是唯一隨團采訪的外國媒體。他回憶說:“當時,臺北故宮的周功鑫院長與北京故宮的鄭欣淼院長一起,并肩走在紫禁城的午門,那一瞬間令我非常感動。”

見習記者鄭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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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學者談胡風:悲劇命運很早就露出了端倪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09.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09.htmMon, 24 Mar 2014 17:01:24 GMT他給梅志的信除了談家事、談文學、談他們自己開的出版社的事,對自己當時所思、所想,對自身處境的認識、對未來的憧憬和憂慮都有很多的透露。

1949年胡風在北平,他的妻子梅志在上海,兩地之間書信往還不斷。胡風這一年寫的家書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他在時代轉換之際的內心軌跡,他給梅志的信除了談家事、談文學、談他們自己開的出版社的事,對自己當時所思、所想,對自身處境的認識、對未來的憧憬和憂慮都有很多的透露。

新時代來臨,這位追求了大半生的左翼文壇猛將無疑是興奮的、激動的。他多次在信中情不自禁地感嘆“時代太偉大了”,在4月19日的信中他甚至這樣深情地表達:“親愛的,生在這個時代,我們是幸福的。但我們要決心勞苦地獻出我們的一生,做些有益的事。現在我就是更沉著地做著精神上的準備……但無論怎樣,我們和孩子們總會無愧于這個時代的。”6月13日的信中說:“這是翻天覆地的歷史時期,誰最真誠誰最幸福,至于具體的個別事情,我要退后一步,讓得意者們得意去。”作為詩人,他因此而寫下了歌唱翻天覆地的長篇組詩《時間開始了》,向這個時代獻出他的“一瓣心香”,“獻出別人不能獻出的東西”,他幾次說自己“好幸福又好難受”,認為這是自己生平第一部最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個生命燒著寫的,“那里面包含著多么激情、多么神圣的東西啊”。不過,即使在這樣的時刻,他也沒有完全被“雄大的熱情”所淹沒,他在11月16日的信中不無酸楚地說:“我們多么可憐,獻出心去還要看人家要不要!然而我們是幸福的,我們有東西可以獻出去,值得獻出去。”

作為一個有豐富閱歷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活動家,他又是冷靜的、謹慎的,家書中“注意”一詞使用頻率很高。4月19日,他在北平給夫人寫信說:“無論現在或局勢改變后,對一般人說話要謹慎。對熟朋友或老朋友,只就我們的地位說家常話,不要牽涉上大問題的空話。一句笑話也可以引起誤解的。”6月9日的信中他向夫人交代:“注意:不要管閑事,不要為任何人說話。任何人想找革命路子你都要推開不管。弄得不好,太不值得了。不得已,就推到我頭上,等我回來再說。”6月20日他又一次細致地叮囑:“談到具體事情,說話要慎重。我們有了一點所謂地位,每句話都會有影響的。愈對不相干的人說話愈要小心……對無論什么人,說到出版社,就說以后沒有精力時間,早已預定解放后就辦理結束。”7月12日,他對夫人說:“對于期待了半生的這新社會,我們愉快,從這產生的任何話可以對任何人說。但為了更好,當然會有一些小的見解,但這只能對極可信任的老朋友說,否則,會引起誤會的。這就是集體生活,我要你注意的就是這一點。”他還自稱“太平犬”,10月28日的信中說:“太平犬,從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們是得到了的。不過,是犬,總不會有太平日子,時不時難免有人提幾提棍子。”

這一年,胡風一直盼著能早日回到上海,5月10日他在信中說,等文藝代表大會完了,是否讓他走還不知道,“但我一定要回來的”。對于這個會,6月9日的信中他有一番話:“我多么希望回來看你們……然而,非得等著開這一個會不可,有些像非還不可的一筆債一樣。在政治任務上,這個會是必要的,但看一看情形,從蔣管區來的一些奇怪角色,成績是不會有的。當然,政治號召總可以做到,現在是誰都愿意插進革命關系里面來的。至于我,十幾年來所結的仇都要碰面了,真是難得的機會。但你放心,我愉快得很,不會被他們影響心情的。”他不想留在北京,這在10月28日的信中有透露:“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掛個名,住在這里。這等于把我擺在沙灘上,替茅部長象征一統,如此而已。”11月8日,又說周揚好像也想讓他在文聯或文協擔個名義,“我并不是不愿使他滿足,無奈這樣一來,等于使我躺在沙灘上,麻痹了我又對大局無益。”因此,他想找周恩來徹底談一談。他在信中私下稱周為“父周”,因周太忙,等周的約見,一等就等了很久,等到后面他都不耐煩了。

胡風是自負的,《時間開始了》前面部分在《人民日報》發表后,他在11月26日的家書中說:“這當權文壇多冷酷,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寫信來,但我曉得是震倒了他們的。”三天后,他說自己的第三樂章將有一場猛烈的燃燒,他要以此“打動這個時代的麻木和陰冷”。當發表遇到困難時,他在12月6日的信中說:“但我無論如何要燒起來,寫完它,送給這個時代的青年們。據現在知道的,凡看到《歡樂頌》的人都感到它的熱力,青年們則簡直燒在幸福感里面了。”


這一年,胡風的復雜心態在6月13日那封信中畢露無遺:“我到處有真誠的朋友,何況在這新天地里面。但當然,也到處有敵人。應該如此,不如此就等于說我沒有戰斗過。我是無私的人,從來無所爭,現在更無所爭,但為人民、為革命,我不會向任何敵對思想屈服。”

他的悲劇命運很早就露出了端倪,他也并不是毫無察覺,只是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已。1938年2月3日的家書曾談到潘漢年他們對他主編的《七月》雜志不滿,要他最好離開,他認為沒有比這更不講道理的事情,當然,《七月》還是堅持下來了,并且成為抗戰時期一個有深刻影響的文藝期刊。隨著時代的劇變,胡風家書中很難再找見這樣的文字:“前幾天暖的時候,院子里的一棵櫻花開了,現在只好凄涼地站著,受著八面襲來的雪花的親吻。昨天還起大風,冷得很,今天風沒有了,雪花無聲地飄下來,望久了就好像是從懸崖滾下的瀑布。”(1938年3月8日在武漢寫給梅志的信)

□傅國涌(本文作者為近代史研究學者,著有《追尋失去的傳統》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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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首家旅行社曾參與故宮國寶南遷 創建于1924年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02.htm東南網(www.kamkaw.tw)http://news.fjsen.com/2014-03/24/content_13748902.htmMon, 24 Mar 2014 17:00:52 GMT在南京民國文化研究中,民國旅游幾乎是一個空白。南京旅游學會會長邢定康所著《守望南京——民國旅游尋尋覓覓》昨天由南京出版社出版,該書第一次全方位回顧南京民國旅游文化,揭秘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往事。

南京首個旅行社于1924年誕生于鮮魚巷

國家旅游局編寫的《中國旅游業50年》中,如此描述民國旅游業,“近代以來的中國旅游活動局部存在,未形成產業。”邢定康并不認同這個觀點,他表示,有確鑿史料證明,民國時旅游已成為產業。國人開辦的第一家旅行社1923年在上海成立,即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1927年,該部獨立出來,注冊為中國旅行社。

江蘇第一家旅行社就誕生在南京。《江蘇省志·旅游業志》記載:“1927年,中國旅行社蘇州分社成立,這是江蘇歷史上第一家專門旅游接待機構。”在《守望南京》中,邢定康用史料證明,早在1924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就在南京成立了分部,接下來才分別在蘇州、無錫成立分部。

這家旅行社當年在南京什么地方辦公?在南京民間旅游品收藏家錢長江的幫助下,邢定康理清了這家旅行社的發展脈絡,“其最早的辦公地點,在下關鮮魚巷,但鮮魚巷幾年前拆遷,如今已找不到任何遺跡。”

1933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南京分行遷到建康路,中國旅行社南京分社也隨之進駐。這個舊址如今保留了下來,即夫子廟北入口處斜對面的工商銀行南京城南支行大樓。但讓邢定康感到遺憾的是:“這棟民國建筑銘牌上僅注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舊址’,如果再加注‘中國旅行社舊址’,會讓更多人了解到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


旅行社功能多,曾為抗戰運過軍火

當時的中國旅行社南京分社功能很多,包括游覽、客運、貨運、社會服務業務等。“在游覽業務上,主要做組團旅游和接待旅游,而組團旅游從短程逐步擴展到全國乃至出境游。他們做的小冊子上還會寫到國外時應該注意哪些禮節、如何使用刀叉等。”邢定康介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南京分社承接過兩件大事,“參與了故宮國寶南遷,還承運了與國防有關的兵工器材,為抗戰做出了貢獻。“九一八”事變后,北平故宮博物院將一萬三千多箱珍貴文物先后運到上海、南京等地。1937年“七七”事變后,存放在南京的文物又分三路運往四川。這一龐大的文物運送工程中,旅行社調配車船,保障鐵路、水路暢通,起到很大作用。書中還特別展示了一張經多方尋覓找到的參觀券——1948年5月30日至6月5日,中央博物院(現在的南京博物院)籌備處舉辦了為期一周的南運故宮文物展覽,參觀者十分踴躍。

南京分社開辦的業務還有會務接待、代辦出國手續、經營旅行支票、代理保險業務、代理郵政電報等。其中的會務接待,也就是旅行社現在開展的會展旅游。

“招待所”是旅行社發明的高檔住所

現在提起招待所,人們往往覺得檔次低,但在民國時期,“招待所”是中國旅行社獨創的名詞,并且都是高檔住所。有意思的是,這個名詞是要讓員工體會“招待”二字,以克盡旅行社的服務宗旨,還有個用意是增加其識別性,一看到“招待所”便知是中國旅行社的旅店。

邢定康告訴記者,1931年7月,中國旅行社沈陽分社在辦公樓里空出幾間客房,供游客住宿,命名為“招待所”。此后,中國旅行社先后在徐州、鄭州等分社附設招待所。1935年8月,中國旅行社在南京開辦首都飯店,也稱為“招待所”,也就是現在的華江飯店。當時的招待所不僅有屋頂花園,客房還附設化妝臺、浴室,菜肴口味超過上海的西餐館,達到國際標準。 記者 邢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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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期绝对一肖两码中特